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养生送死操心的民族”，“丧”、“殡”、“葬”、“祭”的活动蕴含着诸多血缘、文化、道德的意义追求，而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这种丧葬方式与丧葬仪式形成了有着丰富内涵且有一定强制性的系统，对上自皇亲贵族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的规范作用。而进入21世纪的中国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采取一种怎样的既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定势又文明合理的现代丧葬方式？要不要恢复一些丧葬礼仪及恢复什么样的丧葬礼仪才合适？这是两个重大的不可不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对此进行一些分析与探讨，并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提出一套符合当今时代需求的丧葬礼仪，同时建议由国家来颁布统一的《丧葬礼仪》。

一

据专家考察，最早的原始人死后是没有什么安葬仪式的，如《说文解字》在解释“葬”字时就说，“葬，藏也。”^[1]可知原始人在对待尸体处置的态度上随意性较大，而且“藏”的方式也不怎么讲究。《易·系辞下》在解释“死”的含义时说，“从死，在草中之意也，上古厚衣以薪，故其字上下皆草。”^[1]人死之后随便用草掩盖了就行，简而言之，只是简简单单地将已故亲人的尸体藏起来而已。随着社会的进步，开始有了“安葬”的要求，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80万年以前的人类就产生了这种概念，如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尸体周围的赤铁粉，尽管这种要求还是极为初始的，甚至还不算明晰，更说不上曾经举行过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安葬仪式。

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在无数的死亡现象面前，意识到死亡的实质即是意味着某个个体的生命从此永远消失，开始感到畏惧，但是由于无法解释，自然就产生了对神秘的、无法抗拒之力的敬畏，乃至崇拜。从而在亲人死去之后，要举行一场简单的安葬仪式，以告慰上天，传达对神秘力量的敬意。而要达此目的，必须由能够懂得人们实际需求，而又能上达天意的人来为之服务，这种从死亡实践之中产生的需求，为人类进入秩序化社会以后制订一套符合实际需求的丧葬礼仪提供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也催生了专事“殡葬”业的专业人员。

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诗经》中的《大雅·下武》，可说是目前所知最早见诸文献记载的关于祭祀目的的诗歌之一。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

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兹来许，绳其祖武，於万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来贺。於万斯年，不遐有佐。

通过这首诗，可知最晚自周朝开始，人们就知道有意识地通过祭祀活动来表达特定的情感。到了孔子所处的时代，丧、祭礼仪已经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论语·尧曰第二十》中记载，“所重：民、食、丧、祭。”将丧、祭礼仪提高到一个与人民及粮食相并列的地位来认识，应当说是空前的高度了，《论语》中大量丧葬礼仪理论的出现，客观上也为丧、祭活动的普遍推行并兴盛提供了历史依据。

孔子关于丧葬论述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更早时期《周礼》中大量有关丧、殡、葬、祭等礼仪记载之上的。《周礼》中关于丧、殡、葬、祭礼仪的内容甚多，几乎涵盖了殡葬之礼的每一道环节，自人之“将属纩”开始，直到庐墓，还有后来每届特殊日子的祭祀活动都有具体的程式，甚至与死者关系不同者所穿的丧服、吊唁时站立的位置，由于死者社会地位不同，丧葬用器也不能等同等，均有详尽的规定，可谓应有尽有。但这些程式，多半是针对士及士以上阶层的人设计的，普通百姓是不需要，当然也没有经济实力去按照堪称繁琐的规范去照办的，最多也就是参照实行而已，所谓“礼不下庶人”，也含有此意，但核心理念也是“孝”。

孔子是周朝以后第一个继承并发扬《周礼》孝道观念的人，同样十分重视孝在丧葬以及祭祀礼仪中的作用。与他同处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思想家，在丧葬祭礼仪方面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观点。

荀子曾说过，“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2]墨子、孟子等人在丧葬实践方面也阐发过一定的见解，如墨子赞成“节葬”，反对厚葬，认为“厚葬”一旦成风，不仅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也将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