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从当今世界的传播现状出发，本研究从传播内容的角度来定义科学传播，将传播主体从传统的科学共同体内部延伸开，进而界定广义的“科技宣传”概念，尝试反映媒体科技宣传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深入影响，进而建立有导向性的“科技宣传指数”体系。

（一）科学传播的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将广义的“传播”定义为“精神交往”。在人类精神交往的漫长历史中，科学相关信息作为交往内容的一种，很早就已经存在。例如，古代埃及纸草书上对尼罗河泛滥周期的记录，古代中国殷商时期甲骨文上对天气现象的记录。可以说，科学传播的历史和人类探索自然的历史一样古老。但是，很难用一门“科学传播史”来贯通古今中外，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科学”一词的现代含义产生于17世纪的欧洲，其所指随着科学本身的发展不断丰富、流变，用现代语境中的“科学”去考察古代的精神交往行为，意义有限；其次，科学相关信息的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受众、表现形式、传播目的在各个历史时期相去甚远，很难用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所有科学传播现象。

马克思认为，传播状况决定于社会条件、个人意识和生产力三者的发展水平和关系，对于不连贯的科学传播历史来说，三个社会背景的出现使得科学传播呈现了崭新的面貌。第一，17世纪以后，科学相关活动体制化，科学研究工作成了一种有经济收入的职业类型，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成为了一个社会群体，并因其专业性受到了广泛的信赖。第二，18世纪以来，教育逐渐普及，公民识字率提高，使大众传播成为可能，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第三，19世纪中叶以来，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在全球范围逐渐普及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信息处理的速度、信息应用的广度都呈几何级数增长，信息对社会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由此可以认为，科学传播状况是正在发生的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的一种具体表征。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用“风险社会”理论来阐述这个以科学、媒体和信息为主要特征科学传播。通过科技信息的传播，现代社会的风险被定义、生产和消费，这个过程将引发新的社会分层、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在以科学技术专业划分阶层的社会背景下，科技精英之间的竞争与较量、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对立与博弈，将逐渐取代劳资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当代社会的科学传播，不仅扎根于公民教育、大众传播，而且通过生活状况的改变渗透到了文学、艺术甚至宗教等各个传播形态中，同时也是政治宣传的重要语言。

因此，本研究采用较为宽泛的“科学传播”定义，即任意传播主体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将科学相关信息传播出去的行为。从这个定义出发，传播主体不再限于科学共同体内部，因为科学传播既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也包括从科学共同体向社会阶层的传播，以及在科学参与和使用中发生的公众之间的科学传播。“科学相关信息”则指在各个生产领域、各种生活场景中，关于理解、推广、应用科学知识的信息。

（二）科技宣传的具体内涵

科学和技术是当下每个人每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切事情都密切相关，从所有物质资料的生产到所有行政部门的工作，从政治决策到社会和个人问题的讨论（Hagendijk，1996；Nowotny，Scott，& Gibbons，2001）。科学技术相关内容的报道也是传媒内容的重要部分，虽然“科学”这个字眼频繁地出现在各种类型的大众传媒中，但是在大众传媒市场化的背景下，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对科学技术内容的宣传报道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报纸中传统意义上的科技新闻版面在减少，科技新闻报道所占版面比例仅为1.9%，其中还包括《健康资讯》、《数码时代》等版面的广告软文；电视上的科学普及类节目则一直处于边缘地位（Bienvenido León，2008；Piet Verhoeven，2010），播出时间逐渐减少，收视率走低，质量遭到观众的质疑，^[1]这种情况在国内外都不鲜见。

这一矛盾现象显示，当今大众传媒中科学传播的范畴需要重新定义。传统意义上大众传媒的科学传播主要包括对科技发明发现、科学家和科学研究事件的报道，以及对科学知识的宣传。事实上，大众传播中的科学传播应该包括两个层次，首先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传播，即主体为科学共同体的传播行为；其次是渗透到其他新闻报道领域的科学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