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文明成果，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温家宝^[1]

2011年的日本核电站泄漏事件引发了全球关于使用核能是否安全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也促使各国人民再次直面和审视科学这把“双刃剑”的利与弊。如何传播科学，进而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也就成为了近期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提出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也直接昭示了传播科学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意义。然而，如何提高科学传播水平，促使科学在我国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目前还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的问题。

作为集中呈现科学传播领域最新进展的专业期刊，Science Communication杂志涉及了科学共同体内的传播、面向公众的科学技术信息传播和科学技术传播政策等方面的内容。该杂志专注围绕政治和社会的热点议题进行实证或理论研究。因此我们延续了过去几年科学传播蓝皮书综述国外研究的基本思路，对近两年该杂志成果进行系统介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这些研究成果服务于国内的科学传播工作。

一 主要研究发现

本报告选择Science Communication2010年全年的4期及2011年的1～3期共计46篇研究性报告进行了总结和评述，主要发现如下。

（一）媒体全面、翔实、客观地进行报道有利于促进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媒体内容会极大程度地影响公众的认知。Lilla Vicsek研究了匈牙利媒体报道的干细胞研究利弊与公众理解的干细胞研究利弊之间的差异，发现虽然公众认为媒体对干细胞研究风险问题的报道是有缺失的，但公众对干细胞研究利弊的认知仍然很大程度上受媒体报道内容的引导，^[2]这再次显示了媒体在公众对事物认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Paul R.Brewer和Barbara L.Ley以双酚A（BPA）为例，研究了媒体呈现与公众反应之间的关系，认为通过媒体呈现提高公众对双酚A（BPA）的关注度和熟悉度，将能够改变公众的行为，进而促进公众支持全面禁止双酚A的政策。^[3]Paul R.Brewer和Barbara L.Ley关于媒体预设DNA证据作用的研究也表明，媒体对DNA证据的预设会影响公众对DNA证据的认知，如会影响陪审团的判决及公众对建立DNA数据库这一决策的支持程度。^[4]Joye C.Gordon等人的研究表明，由于墨西哥相比于美国更为支持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在墨西哥本地媒体呈现气候变化这一议题时，更多地采用“科学冲突”（scientific conflict）的框架，而不是类似美国的更多关注国际关系的框架，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媒体凸显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5]Christos Giannoulis等人对希腊9份日报上环境报道的记者进行分析发现，记者的不同角色定位会显著影响报道的内容和效果，这也提示我们必须对记者加以引导，保证他们正确的角色定位。^[6]

公众参与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必要环节。Clare Wilkinson等人通过研究英国机器人学（Category）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利弊，再次证明了将公众参与嵌入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可以更好地促进公众参与科技创新。^[7]Carolina Moreno等人对社会争议事件中预警（precaution）功能的分析发现，在争议事件中，科学的作用不能简单的理想化或意识形态化，而应当平衡争议事件中的信息不对称性，引导公众正确认识争议性事件。^[8]

只有媒体公正、全面、翔实地报道，才能促进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Andrew R.Binder在探讨人们如何认知争议性科学事件时，提出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两种领域专属的途径（domain-specific pathways）——政治与科学。这两条途径带来的影响和后果有很大的不同，并且相互影响。^[9]Shannon M.Amberg和Troy E.Hall用修辞学的方法研究了关于“大马哈鱼养殖的污染”的表述问题，发现正是由于其内容多为定性描述，缺乏精确数据，导致受众无法对大马哈鱼养殖的利弊问题进行清晰的认知，进而影响了大马哈鱼养殖政策的制定。^[10]John C.Besley关于公众参与核能政策的研究表明，对核能利弊的考量，从科学伦理的角度判断是否公平会严重影响核能政策。^[11]Melanie Connor和Michael Siegrist关于人们对基因技术利弊认识的研究发现，知识并不是公众对基因技术利弊判断的决定因素，人们更容易基于经验而不是逻辑分析来确认基因技术的利弊，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媒体报道基因技术时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