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辛亥一夜，民国肇立。革命志士额手相庆，以为中华之崛起当指日可待。不料革命成功，政治反复，一切期望都成泡影。各路英雄扼腕叹息，重新走上救国救民之路。“五四运动”骤起，“德先生”与“赛先生”风行全国，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相比之下，“科学”在当时似乎获得了更高的成就。科学传播蓬勃发展，“科学救国”力图救亡。虽然“科学救国”最终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但“科学”的价值却深入人心。1949年之后，新中国接过了科学传播的重任。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了科学普及局，负责新中国的科学传播事业。虽然因为各种原因，科学普及局最终被撤销，但是科学传播工作一直得到国家的扶持。基于各种考虑，科学传播在政治语系中转化成为科学普及（科学技术普及或简称为科普），科学传播工作也更多地通过人民团体来推动，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政府的科学传播政策依旧是科学传播事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一）科学传播政策研究的缘由

政策对行业或者某一方面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键政策的出台和转向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因此，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就在于描述国家某一方面政策的基本情况，分析当前政策的不足，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移风易俗、抵制封建迷信”。科学传播已经从单纯的科学知识传播发展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要通过科学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精神面貌，任务更加繁重。因此，国家对科学传播政策的需求更大，也更迫切。但是，当前条件下，科学传播政策研究存在以下的问题。

首先，科学传播政策的研究目前尚不多见。科学传播作为国内新兴的学术领域，相关研究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科学传播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支持，科学传播也要以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来获得支持。国家的支持主要来自于政策，它推动了科学传播事业自身的发展；而科学传播对国家的影响，也需要表现在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当中，它展示了科学传播的应用性特征。因此，科学传播政策的研究，关系到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和实践。

其次，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要求更深入的政策研究。科学传播是从传统的科学普及发展而来的，学术上是较为新颖的领域，但在社会实践中却是一个发展着的工作。因此，长期的积累也形成了大量的科学传播政策，它们一直影响着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进入21世纪，国家出台《全民科学素养行动计划（2006～2010～2020年）》，向科学传播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回应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是科学传播政策研究中的重大问题。

因此，科学传播政策的研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领域。政策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政策工具的选择和应用，将直接影响科学传播的效果。随着依法治国的确立，政府的政策制定越来越需要相应的法律授权。因此，有必要了解科学传播政策制定的法律框架。

（二）科学传播政策制定的法律框架

对于任意政策领域来说，法律形式的文本代表的是国家意志，与之相关的法律文本之间所形成的层次结构，构成了本领域内政府政策制定所依据的法律框架^[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科学传播政策所依据的法律框架有如下内容。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中所列举出来的要求都是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政府必须全力以赴的重任。现行《宪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这就意味着，科学传播获得了宪法的承认，确定了科学传播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保证了政府对科学传播工作的支持。同时，它也为政府制定科学传播政策提供了最高的法律保证。

《科学技术普及法》是科学传播领域现行的基本法律。它以科学技术普及为名，实际上统管了科学传播领域。它承接了《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回应了国家的“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界定了科普的内容，明确了科普的性质，提出了科普工作所应当遵循的原则，建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科普制度，并详细列举了社会各界应当承担的科普责任。为了保证科普工作的有效开展，它还规定了科普工作的保障措施。可以说，《科学技术普及法》涉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