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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新进展

    作者:肖丹 杨旻 出版时间:2017年04月
    摘要:

    通过对第五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获奖案例的分析,可以认识当前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基本特征:促进农村教育科学发展、地方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最为活跃;教育创新的主体行政层级增高,“东西规律”明显但差距缩小;教育创新的动因更加多元,主动型创新增多;管办评分离成为主要创新点,普惠性学前资源的长效机制逐渐建立,社会多元力量参与教育变革。

    Abstract: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 local education system innovation could be understood through analyzing the cases of Fifth Local Education System Innovation Awards. The most active local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 focused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The administrative level of education innovation had increased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were still obvious but the gap reduced. The motives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 became more diverse and active innovation increased. The separation of administration,operation and assessment became the main innovation.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pre-school resources was gradually established,and multiple social forces were involved in education improvement.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实施过半,教育改革全面推进,一些领域取得重点突破。国务院和教育部对“十三五”期间的教育谋划布局,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教育治理改革,教育领域的创新活动日趋活跃。

    在此背景下,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办第五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的评比,为认识当前自下而上的教育制度变革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一 创新案例基本情况描述

    (一)创新的领域:农村教育、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最为活跃

    第五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入围案例34个,分布在以下7个领域:地方教育行政体制改革、农村教育科学发展、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学前教育、职业教育、民办教育和社区教育。从地方教育制度创新领域的分布情况(见图1)来看,促进农村教育科学发展的案例最多,地方教育行政体制改革其次。需要提出的是,在本届案例分类中,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案例主要为城市地区通过学区治理、一体化管理实现优质均衡。而在农村撤点并校、城镇化浪潮中,城乡义务教育资源的极度不均衡问题令农村教育改革成为创新的重要内容,因此,解决县域内义务教育不均衡问题的创新案例被归类到农村教育改革类别中。

    图1 2016年创新案例分布领域

    (二)教育创新的主体:行政层级增高,“东西规律”明显但差距缩小

    1.创新主体所在行政层级

    从案例频次来看,2016年县市区政府是教育制度创新的主体;省级层面的制度创新也占据一定比例,为20.6%,且较2014年有所增加,说明创新主体的政府层级增高。从创新比例上看,在全国29个省会所在市、5个非省会副省级市和69个直辖市所在区中分别有1个、2个、2个创新案例,而在274个普通地级市中,却只有2个创新案例。这说明“中心城市”较之于普通地级市具有较高的政策支持度,较强的财力支撑和较为显著的改革风气,教育制度创新的可能性更大。

    表1 2016年、2014年创新案例在各行政层级的分布

    表2 2016年各行政层级创新案例占比

    2.创新案例所在区域

    东部地区的“教育制度创新”最多,西部其次,中部最后。中东西部差距在缩小。第五届、第四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评比中共59个入围创新案例分布于23个省(市、区),西部的四川与东部的山东、浙江并列第一,各有6个创新案例入围,共占两届创新案例总数的31%。青海、内蒙古两地有所突破,各有1个创新案例入围,而宁夏、西藏五届以来均没有案例入选。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存在着一定的“东西规律”,这与各地资源禀赋差异有关。但中西部地区的创新案例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教育制度创新的唯一变量。东中西部的创新差距也正逐步缩减。前三届创新奖中,东部地区案例数量超过一半,为57.8%,第四届为48%,第五届为44.1%。

    图2 教育制度创新案例在各省份的分布情况(2014年、2016年两届案例合计)

    表3 2016年、2014年创新案例所在大区分布

    3.教育创新的动因更加多元,主动型创新增多

    政府创新常常是组织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分析创新动因有助于我们了解地方制度创新的促发者、改革的基本类型和主动程度。根据创新的利益相关方,可将创新动因归类为“上级政府压力”、“组织发展需要”、“社会公众需要”、“管理对象触动”、“NGO触动”5个类别。这里,将社会公众主要定义为与教育关系最为紧密的家长、学生群体。案例中未明确提到的创新动因均归入“其他动因”。

    2014年、2016年创新案例动因分布的统计情况(见图3)显示:第一,“管理对象触动”高居所有创新动因之首。半数案例的创新动力来自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教育管理问题的回应,属于“倒逼”型改革,具有被动型改革的特征。

    图3 第五届(2016年)、第四届(2014年)入围案例创新动因分布

    第一,源自上级政府压力的教育创新。第五届案例中提到创新来源于“上级政府压力”的占20.6%,第四届为4.0%。主要表现为各地为响应上级试点改革要求、国家规划要求而被动开展的创新。湖北省郧西县为应对义务教育均衡验收,在地方财力薄弱的情况下,被倒逼出吸纳社会力量捐资助学,进而创新出“名誉校长”管理机制。山东省寿光市创新中职教师招聘管理机制是落实山东省开展“双师型”师资建设项目时实施的地方创新实践。中西部省份,如贵州省、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