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社区治理初现成效，社区“协商民主”形成秩序，社区居委会“减负”开始实施，社区养老普遍展开，社区参与不断扩大。截止到2015年底，全国共有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9.7万个，居民小组135.8万个，社区服务中心2.2万个；社区服务站11.4万个；64%的社区建立协商议事委员会，22%的社区建立业主委员会。社区居委会下属委员会、社区服务站、居民小组和楼院门栋组织逐步健全。

一 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呈现新态势

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城市社区不断增长，社区自治主体组织的数量不断变化，到2015年底，农村村委会数量比上年减少3000多个，为58.6万个，城市居民委员会数量增加2000多个，为9.7万个。自治主体组织数量的改变，出现了“村改社区”过渡性社区模式，由此，全国城市社区中普遍建立了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为主体、社区群团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为补充的社区组织体系。各地按照“六有”目标建设社区党组织，强化社区党组织服务功能，推动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结合社区居民需求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吉林坚持把社区党建与中心任务结合起来，把党组织活动与群众关切结合起来，构建开放融合互动的社区党组织工作模式，增强了对社区群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浙江、辽宁等地积极推动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为群众服务，在做好组织动员、搭建服务平台、健全制度机制、坚持常态长效等方面下功夫，引导在职党员面对面、实打实地为社区居民办实事、做好事，夯实了党在城市社区的工作基础。

城镇化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城市边缘的大型新社区，或者是“村改社区”。这种类型的居住区一直存在居委会覆盖不到位的问题，自2015年以来，全国各地方政府着力解决这个问题，健全了社区自治组织体系，安徽马鞍山、山东济南、四川攀枝花、陕西宝鸡等地根据城市发展和社区建设情况，要求规模较大的新建住宅区及时设置组建社区居民委员会，加强社区组织体系建设。同时，各地注意发挥社区群团组织积极作用，注重健全社区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群团组织设置，支持群团组织结合自身优势开展社区自治和服务活动，团结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在培育与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方面，各地加快建立政府向社区社会组织购买的服务机制，依托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为新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组织运作、办公场地、服务场所、启动资金等必要支持，培育发展了一大批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区社会组织，到“十二五”期末全国基本完成了每个社区拥有5个以上社区社会组织的工作目标。山西太原、浙江宁波、山东泰安、广东广州等地成立社区社会组织孵化机构，为初创期中小型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发展条件，提升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能力。

二 社区治理自治机制日臻完善

1.社区自治机制逐步完善

社区建设的目标之一，是保障社区居民的民主权利，建设社区自治体系，完善社区居民自治机制。而自治机制的完善往往通过居民自发的活动得以实现。2015年以来，社区自治的范畴不断扩大，新的社区居民自治形态不断涌现，“院落自治、门栋自治、楼宇自治、业主自治、社团自治”等在许多地方推行，特别是全国各地，不断采取居民说事、居民公决和民主评议等民主形式。信息化引领着社区居民自治的方向，网络、媒体、数字化等群众自治参与渠道和民主管理的信息化手段不断发展，微博、论坛、QQ群等网络平台逐渐成为社区居民自治的重要手段。成都锦江区、焦作解放区等推行院落自治，下移基层群众自治重心等做法作用凸显。

2.社区民主监督走向常态化

社区自治还体现在社区的民主选举上，截止到2015年底，全国城市开展了7轮以上的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30%以上的社区居委会推行了直接选举^[1]。天津、浙江、湖北、陕西、宁夏等地着眼保障流动人口的民主权利，探索流动人口在居住地参加社区居委会选举的办法；广东、青海等地建立换届选举观察员制度，全程监督社区居委会选举的各个环节，确保选举过程公开透明。在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方面，社区居民参与居务决策大幅增加，决策事项不断丰富充实，决策程序逐渐科学规范，以居民会议、居民代表会议、居民议事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不断深化。在民主监督方面，各地强化社区民主监督小组和居务监督委员会等监督机制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