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社区建设，是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当下，虽然社区工作和基层治理能力有了较大提升，社区治理创新取得显著成效，社区规范化、村庄社区化、管理科学化、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的工作格局已基本形成，但是社区行政化色彩浓厚，创建评比多、普查调查多、会议台账多等事务性工作严重占用了社区干部有限的精力和时间，严重影响社区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导致了基层问题丛生。可以说，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模式已不适应经济新常态下社会建设的需要。因此，社区减负被提到政府工作的重要地位。2015年7月，民政部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的通知》，在国家层面提出社区减负工作，从依法确定社区工作事项、规范社区考核评比活动、清理社区工作机构和牌子等方面，对各地开展社区减负工作做出了系统性安排。^[1]其直接指向就是为社区建设“松绑加力”，让社区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因此，在进一步开展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开展社区减负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一 当前对社区工作形成的新认识

社区概念最早可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他把社区与社会视为社会结构的两种理想类型，提出社区内的社会关系是亲密无间、互相合作并富有人情味的，是一种初级关系。而社会关系是疏离且独立的。在社会内部依靠契约互相联系，人们更加关心自身的利益，是由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结果，是一种次级关系。在中国，社区概念经过费孝通、袁方、吴铎、郑杭生等社会学家的本土化定义之后，社区研究已成为学界研究关注的重要对象之一。社区减负是在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展社区建设以来，出现的新事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快速转型，关于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观念正在不断更新。概括起来，当前，我国社会建设工作中对社区形成的新认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对社区社会功能进行了新定位

经济新常态下，推进社会建设，必然带来对社区社会功能的重新定位和深刻认识。当前，我们从社会治理创新的角度，全面审视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的功能。这些功能主要有：①发挥政治优势。社区稳，全国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可见，随着社区的建设和发展，社区的政治重要性更加凸显。②发挥资源优势。社区社会资本是推进社区建设的重要资源之一，在市场经济造成的“陌生人”社会里，不同人群实现了社会整合，社区建设促进社区人群由“有机团结”向“机械团结”转化，社区连接千家万户的桥梁纽带作用更加突出。③发挥专业优势。“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社区服务是民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训练有素的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千家万户，有效弥补了政府服务的不足，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利用专业知识将各种社会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2.对社区工作任务有了新界定

自1954年《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来，在居委会向社区变迁的过程中，社区工作出现较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社区服务能力不强、社区参与率低，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社区治理碎片化、社区公共性发育不足等，从而造成了社区“角色淡化”和“职能蜕化”，社区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属性丧失了，严重影响社区功能的发挥。2015年7月，民政部、中央组织部提出的社区工作正面清单、负面清单，第一次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对社区工作任务重新进行清晰的界定。

3.对社区减负提出了新思路

“居站分离”“社区准入”均是针对社区工作任务重而提出的社区减负方案，但实践效果始终差强人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社区居委会，尽管在法律层面上是居民自治组织，但社区的人、财、物均是由基层政府提供，社区接受基层政府的指导。可以说，社区行政色彩是与生俱来的，“上面千根线，下面一线穿”也是必然的。在构建和谐社区的过程中，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推动各项工作进社区，这就决定了社区既要完成政府和各级部门的任务，又要完成服务居民的任务，始终处于“两难”境地。转变政府职能、理顺体制、明确责任是社区减负的核心，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已出台的相关文件制度远远不够。正因为如此，此次出台的相关减负的文件，从中央发起，一级抓一级，层层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