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的数据，已经有过半的世界人口居住于城市，在未来20年，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口将超越60%（Habitat，2008）。与之矛盾的是，伴随着发展中国家急速的城市增长，贫民窟、棚户区、城中村这类空间却没有减少，而是惊人地密布于地球（Habitat，2003）。城市化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如何看待旧城空间在城市中的地位与作用。对此类空间的清除行动并没有建立“没有贫民窟的城市”（Gilbert，2007），反而产生空间的后续效应（顾朝林、盛明洁，2012）。极端现代主义对旧城空间的态度和处置显得过于简单和粗暴。在这种语境下，超越极端现代主义的规划理念，从多元社区理论立场来看待旧城空间的多元价值与实践，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理论基础与个案选取

（一）多元社区的理论视角

在滕尼斯等古典社会学家那里，社区正不断在理性化的现代发展过程中被一种“理性”的社会关系所替代。20世纪的社区理论家则提出了一种新的观念，也就是认为，社区正在从一种作为社会团结类型的存在转向一种个体化的“私人社区”（personal community）（Wellman，1982；2001）。这种“私人社区”指的是“一种重要的、非正式的、基于个体角度所界定的‘社区纽带’的社会网络”（Wellman，2001）。基于20世纪后半期西方人在社区中的纽带关系不断减少的趋势，后来的学者也倾向于对社区发展的现状持有这种个体化的认识（罗伯特·帕特南，2011）。总的来看，无论是由于新的信息媒介，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很多西方学者通常认为，集体团结正在让位于个体的社会网络的建构。

但是，社区的发展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也不简单的是一个全球化和同一化的过程。从社区实践的维度看，基于嵌入性立场，不同的社会系统和结构必将对社区结构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中国的社区发展并不是西方化“私人社区”的归宿，相反必然是一种多元社区的结构与趋势（郑中玉，2012）。一方面，多元社区立场强调的是基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历史，社区发展的类型多元化。从中国文化和城市发展来看，社区类型包括基于传统的社区、快速城市化造成的村改居式的社区（学者研究比较多的、被视为公民社会发育基础）、基于市场而形成的商品化社区，以及单位制社会转型过程中路径依赖式地产生的单位社区。多元社区的另一种含义指的是，同一个社区内社区实践和社区兴趣的多元化选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将这种多元社区实践区分为三种：嵌入、脱嵌、越位（郑中玉，2010；2012）。嵌入型社区实践表现为社区成员在工作之外的生活基本上嵌入这个物理社区。而脱嵌型社区实践则表现为一种社区个体化倾向，体现了社区的“脱域”。这种社区生活实践并不依托物理化和地方化的社区，而是依托于个人的社会网络。越位型社区实践表现为一种跨越边界的社区生活，这种跨越边界包括物理意义上和虚拟空间中流动空间的边界。地方社区边界之外的人也参与到本地社区的生活之中。对本文而言，首先，这种社区空间的多元实践表明了社区的复杂性。比如，奈仓京子（2010：36）对一个侨乡社区的研究提示我们，我们常常将侨乡社区和当地（或外部）居民二元化，实际上侨乡社区具有远远超出局外人想象的群体认同复杂性和多元性。华侨农场“是由多元群体组织而成的复合型多元文化体系，内部每个群体独立存在，互相保持界限”。其次，笔者强调的是，这种社区的多元实践也体现在不同的社区行动者对旧城空间的复杂立场和实践。从这个意义上看，社区的行动者不仅包括社区的直接成员，而且也包括城市和社区管理者、相关社区的居民、在经济与社会意义上相关联的社会成员以及不具有市民身份的城市外来移民。笔者恰恰是关注多元社区的这种含义，将结合课题组对一个旧城空间的研究发现，分析不同行动者对旧城空间的立场和实践。具体而言，本文研究旧城空间中三种不同行动者的多元立场和实践，这些社区行动者包括城市规划者和普通城市居民、居住在本地社区的市民以及作为社区空间主要使用者和占据者的外来移民。

（二）个案选取

本文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均基于课题组在H市“繁华小区”中长期的参与观察及深入访谈。在为期一年半的田野调查中，课题组访谈了大量在此社区居住的流动人口、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