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切实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中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京津冀三地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重要工作，也是制定政策、实施政策、评估政策效果并采取相应政策调整措施的重要领域。相应的，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特别是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要工作，涉及的政策工作也是复杂多样，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筹多方、沟通协调、公开透明、统一高效的教育政策平台，从而充分发挥教育政策对于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引领导航作用，充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更好地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并促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

一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平台建设的必要性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平台是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资源平台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有关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政策信息的统一发布平台，也是各级政府实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相关政策统一、和谐、配套的协调机制，更是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协调彼此政策和相关作为的关键载体。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平台建设对于完善现代化京津冀教育治理体系和提升各级政府教育治理能力、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长远价值和现实必要性。

（一）协调教育政策制定主体行为的需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政府在实施国家战略中承担着不可推卸的主动作为责任，而制定政策、实施政策、评估政策效果并调整相关政策是政府主动作为最为基本的方式。由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众多的政策制定主体，不同的政策制定主体都有各自的政策利益关注点和独特的政策行为，导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现象复杂多样，存在巨大的差异。实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必然要求各类教育政策制定主体能够有效协调，减少差异，减少冲突，发挥出政策的整体推进作用，从而形成目标一致、行为协调、互联互动的政策协调机制。这就对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平台建设提出了迫切而现实的需要。

从各级政府作为政策制定主体的角度而言，中央政府及其部门都有制定政策以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责任，相应的，京津冀三地各级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也都承担着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责任。由此来看，仅以各级政府来计算，涉及的政策制定主体就达3032个（见表1），其彼此间的政策行为协调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也是一项必要工作。

表1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制定主体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专门政策制定主体而言，中央政府层面有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宏观政策、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负责政策咨询论证、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推动宏观政策的实施，同时，各部委层面还设有相应的机构负责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行下效，地方政府层面，特别是京津冀三地省级政府及其部门、京津冀区县级政府及其部门都建立了相应的专门机构，负责制定和实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市长挂帅的北京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设立了9个专项工作小组，各区也都相继成立了专门机构，各部门都明确由专人负责^[1]。由此来看，专门负责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制定主体数量也较多，其彼此间的政策行为协调也是一项必要工作。

就教育政策制定主体而言，除了以上众多的政策制定主体可以制定有关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外，各级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也是制定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政策的主要部门，也是具体负责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政府部门。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既承担着协调教育系统内部政策的职责，还承担着协调教育系统与其他系统间相关教育政策的职责，特别是协调与教育协同发展密切相关的财政、社保、规划、城建、人事等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对于政策平台建设的需求也是强烈而迫切的。

（二）推进教育政策落地的需要

制定政策仅仅是政府主动作为的开始，政策实施才是政府主动作为的关键环节。政策实施涉及一系列的资源配置、人事组织、制度安排、活动组织等，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调整，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推动政策落地需要实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