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前文化流动的加速度和“+”发展

“文化是流动的”！这是以王京生同志为首的深圳文化学者揭示的文化本质，更是他们大力倡导的文化价值。“文化是流动的”，这本是不言而喻的；深圳的文化学者申说这一有目共睹的事实，意在指出：我们在文化稳态守成和动态演进的交替中，固然要审度文化的历史积淀，要审度历史积淀的文化精粹，而更为重要的是要正视文化的现实流动，正视现实流动的文化创造。

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者深刻认识到，“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足很有关系。”为此，“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请注意，总书记从正、反两方面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性：一方面指出“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于“创新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更强调“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都要“增强文艺原创能力”。实际上，我们的文化建设也正是如此。如果不能增强原创能力，我们何以能适应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带来的文化观念与文化实践的深刻变化？我们又何以能应对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的发展带来的文化发展机遇和重大变革？总书记引古语“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本质上正在于强调“文化是流动的”！

在笔者看来，“文化是流动的”是“深圳学派”扛起的一面大旗。“深圳学派”的建设，是深圳文化建设的水到渠成。当年，有些学人以“文化边缘之域”来漠视深圳，对此，王京生同志申说的是深圳的“文化地缘优势”。当改革开放的中国将深圳圈为“试验田”，王京生同志早已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看到了文化的“流动性本质”，看到了深圳大规模、多源头、广欲求移民的流动性活动，看到了多元文化基因在共同文化梦想感召下的“综合创新”能量。正是基于对“文化是流动的”这一文化发展理念的深刻认识，深圳的文化发展战略才驱动“三驾马车”：一是树立崭新的文化资源观，二是增强文化流动的经济推力，三是培育文化的创新能力。我很同意王京生同志的主张：“如果一种发展战略极大地带动了文化的流动并增强了文化的活力，那么这种战略是符合文化生长的特性及其内在需要的。”

可以说，基于“文化流动”的理念来促进文化建设和推动文化发展，是我们当前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新常态”，也是我们文化工作者需要具备的“文化自觉”。我国当前经济“新常态”发展中有个重要的理念，就是“经济发展方式从依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集约增长转变”。很显然，这个“转变”的重心就是“供给侧改革”。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新常态”，也要有“供给侧改革”的自觉意识：对内需要正视“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进程，依靠创新驱动实现乡村文明向城镇文明的现代转型；对外需要投身“一带一路”发展，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的现代交融。无论是内在的文化转型，还是外拓的文化交融，我们当前的“文化流动”都呈现一种“加速度”的发展状态。

在笔者看来，经济发展的“稳增长”和文化发展的“加速度”并不矛盾，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更可以是对前者的一种有效补充和积极提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在谈到这一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时指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平衡。”事实上，我们基于“文化流动”的理念来促进文化建设和推动文化发展，必须深刻认识这一“基本特征”，深刻理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环境中的“文化多样化”，深刻预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给文化建设带来的影响，深刻把握“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给文化发展带来的风险和机遇。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再度强调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其中对于文化建设的目标要求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