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软实力命题下，文化存量与增量，或者说文化竞争力与文化影响力，抑或文化对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维系力与驱动力，诸如此类，可以有价值向度完全不同的阐释方案与实践路线。问题是，就当前中国知识背景和问题立场而言，无论是工作文本还是研究文本，普遍存在命题非靶向效应与所谓边界无限宽泛的本体定位问题。正是本体定位的精准性缺失，导致命题对象在随机语境的能指游戏化与言说任意性。这个问题最终必须解决，只不过这不是本文的任务。

本文的学术努力方向在于，基于文化治理价值分层与治理分类的治理逻辑结构^[1]，在形而上层面的内置谱系中^[2]，寻找民族精神家园建构予以文化建设使命维度的专项讨论。尽管在文化生存的形而上价值层面，民族精神家园建构依然只是其中的一个构成要件，但它具有民族生存稳定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是安泰之于大地的那个大地，是灵魂之于躯体的那个灵魂。其建构意义，较之形下界面诸如公共文化服务制度最大完善与最大效益的努力，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在形上界面，我们应该将其置放于与政治意识形态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先进的当代执政政党对民族历史永恒绵延责无旁贷的文化责任。

一 民族躯体与大地

中华民族作为五十六个民族生存与共的伟大民族，在民族国家的强大维系下，既是文化意象成为共同理想的想象共同体，亦是政治目标形成共同价值的现实共同体；既是社会温床共建共享的契约共同体，亦是经济利益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

在这个多种价值维度紧密维系着的庞大躯体上，栖息着五千年血脉不断的代代子民，同时也现实地承载着十三亿梦想着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中国人。从更深层次而言，既是栖息和承载确证民族躯体的真实存在，同时更是栖息者与承载者的真实存在，才反过来矗立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躯体，于是，这至少在逻辑上乃是一个二而一的问题，即一个条件是另一个条件成立的唯一前提条件。

就整个历史进程而言，这个民族躯体从其发端开始，就不断地在其厚重的文明积淀之基上尽享杰出文明形态的恩惠与骄傲。譬如火的使用，就在苏美尔文明之前已经实现“一种是利用从木摩擦产生火花的钻法和锯法，一种是以石击石和由此发展而来的火镰击石法，一种是利用金属镜（阳燧）或透视聚光的取火法”^[3]，这不仅使我们的先祖逃离生存困顿的诸如“上古之世……民食果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4]，抑或“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5]，而且还使他们以当时较为先进的生产力乃至跟进性的血缘纽带生产方式，积极作为于诸如“粟和黍的种植遗存遍布黄河流域并达辽河地区”^[6]，抑或基于火的功能升级后果的所谓“凡治地生物，用锄镈之属，熟铁锻成，熔化生铁淋口，入水淬健，即成刚劲。每锹、锄重一斤者，淋生铁三钱为率。少则不坚，多则过刚而折”^[7]。所有这些，都是这个躯体坚实强健的案例事态，而且是民族躯体作为社会主体性存在实现其“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物质文化事态。

但是作为社会主体性存在的民族躯体，也有其羞于提及的诸如羸弱与病残，这些羸弱与病残曾使民族躯体一再承受命运多舛甚至举步维艰之难。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举证就是，同一躯体的官民手足相依的血缘文化根性，自汉儒设计社会利益配置基本框架以来，手与足异，头与躯分，于是这个躯体就成为只有外在民族符号而乏内在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化出场身份，例如象征化为龙图腾民族或世代皆龙的传人。许慎简约定位的“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长能短，春分登天，秋分而潜渊”^[8]，在象征的意象虚脱中掩盖了躯体内部的离析、病兆乃至糜烂，掩盖了官民的深刻阶级对立以及以儒家为代表的帮忙附庸，对这种阶级对立的学理遮蔽及其匹配性和稀泥政治和解方案坚守“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9]，从而导致占人口95%的古代庶人，实际上只能在诸如此类似是而非的和稀泥政治和解方案中，受其煎熬而不能有所解脱。汉代学者王充将这种非调和性悖论解读为技术故障：“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得皆是？”^[10]这实在不过是舍本而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