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我们以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亚洲政策导向为主线分析亚太地区形势变化的方向。考虑到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尚在形成过程中，我们试图从特朗普政府政策理念的基础入手，对其亚洲政策的导向及其影响进行展望。

一 特朗普政府政策理念的基础

对特朗普政府国内外政策的分析存在多种维度。一是强调特朗普的个性特性，如缺乏从政经验、情绪化表态、商人，等等。这有助于说明特朗普与以往美国总统的处事风格差异，但显然不能成为分析美国政府政策导向的基础。二是强调特朗普政府的商业特性，表现在对外政策上会采取“敲诈式谈判”，即先触及对手的底线，迫使对手在讨价还价中做出最大的让步。这种方式对分析其政策的实施固然重要，但无法由此推断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向。三是强调特朗普的政策宣示与美国国家利益的是否相容。其结果只能是对已经出台的政策做出评估，无法预测其政策的走向，况且特朗普政府就在试图重新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

我们认为，不同于以往的美国政府，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包括对内政策）理念建立在新的价值观之上。从其竞选纲领到执政后业已出台的政策来看，以总统首席战略专家和高级顾问史蒂夫·班农为代表的团队为其政策制定提供了理念基础。史蒂夫·班农曾任极右派媒体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总裁，对当今美国与全球重大问题有一整套的理论判断。西方媒体把他称之为“美国总统的总统”。

按照史蒂夫·班农的主张，当今美国与整个西方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建立在犹太—基督文明（Judeo-Christian West）基础上的开明资本主义模式（enlightened capitalism）已经陷入危机，这种危机既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也是西方犹太—基督文明的危机。前一种危机来自冷战结束之后盛行于俄罗斯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state-sponsored capitalism）或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与盛行于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安·兰德资本主义（the Ayn Rand capitalism）。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创造的财富没有惠及广大中产阶级，因而都背离了以犹太—基督文明为基础的开明资本主义精神。后一种危机来自伊斯兰圣战法西斯主义（jihadist Islamic fascism）。它在与西方犹太—基督文明展开一场全面的战争。^[1]美国与西方世界的最优先任务就是如何应对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危机和西方犹太—基督文明的危机，并最终回归到以犹太—基督文明为基础的开明资本主义模式上。

尽管这是一个非常简要的表述，但从中我们可以推出特朗普政府政策导向的一些基本特征：其一，它寻求的不是以往政府更迭意义上的政策调整，而是一场根本性的改革，是要重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其二，在国际领域，传统的意识形态划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意义。班农所评判的裙带资本主义与安·兰德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伊斯兰圣战法西斯主义与西方犹太—基督文明属于文明的冲突，他甚至断言已经处于一种全面战争状态。其三，冷战结束后兴起的经济全球化背离了以犹太—基督文明为基础的开明资本主义理念，其收益没有惠及广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在美国，这种收益的大部分进了华尔街集团的腰包。因此，放弃经济全球化是必然选择。其四，既然经济全球化不符合以犹太—基督文明为基础的开明资本主义理念，美国也没有必要充当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其五，“美国优先”与“让美国再强大”是对外政策的目标。正如班农所言，“强有力的国家和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能造就强有力的邻国，而这正是西欧和美国建立起来的基石，仍会继续存在下去”。

二 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展望

特朗普政府制定政策的价值观基础有助于我们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导向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我们预测特朗普政府在制定对外政策中哪些理念是可以放弃的，哪些是不能放弃的。

依照犹太—基督文明开明资本主义理论，特朗普政府在制定对外政策过程中所寻求的下述目标或理念是不会放弃的：第一，白人之上的种族主义。尽管特朗普本人和班农都不承认其具有种族主义导向，但断言西方犹太—基督文明与伊斯兰圣战法西斯主义处于战争状态显然具有种族主义特征。特朗普上任后颁布的“禁穆令”也恰恰是因为其种族主义特征而受到了巨大的争议。大选中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也主要是白人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