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回首过去，不知不觉中国扶贫政策的实施已到“而立之年”（1986～2016），全国贫困人口已由30年前的2.6亿人下降到今天的8300万人。这不能不说，中国在努力实现自身贫困人口脱贫的同时，也为全人类贫困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时至今日，当人们再次回味到30年前《富饶的贫困》中所描述的中国贫困时，自然会联想起“滇黔桂石漠化区”这一特殊的“四最”（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贫困发生率最高、扶贫难度最大）地区。三十年过去了，这个被世界认定为不具备生存条件的石漠化之地，在党和政府强力政策的支持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扶贫成效。然而，与全国脱贫步伐相比，滇黔桂石漠化区脱贫进程仍是缓慢的，不仅成为扶贫路上的一块“短板”，更成为脱贫攻坚中的“硬骨头”。如今，在这里仍顽强地生活着近500万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首位），他们仍未走出“四靠四要”的生存境遇。当下，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勇气与魄力，致力于以“精准扶贫”这一政策设计，根治和解决这一发展“短板”，旨在如期推进滇黔桂石漠化区等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在内的全面同步小康进程。这一切，切实让广大贫困农民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因地理、经济、政治、人口、文化等多重因素的不同，以及地方政策逻辑的特殊性，精准扶贫演变成一道道“特色菜”，可谓“五味俱全”。目前，以政府、农民、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精准扶贫工程，如今已变得异常的复杂而富有挑战性，致使这个看似简单的扶贫政策，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仍存在不少的问题，并面临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重重风险与危机。

在这里，之所以将目光聚焦到巴布村这类典型贫困村，不仅因为它是“滇黔桂石漠化区”一个典型中的典型，更在于它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与现实意义。究其原因有四个：一是驻村“第一书记”的特定角色，加之社科研究人员的职业素养与科研情怀，让笔者有条件参与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的第一线，并有机会近距离深度关注和考察这一特定“社会事实”；二是“滇黔桂石漠化区”成为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贫困人口数量最多，达488万人），而能否拿下该区域脱贫攻坚中的这块“硬骨头”，事关整个石漠化区乃至全国脱贫攻坚战的成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与意义；三是当下以地方政府为“绝对主体”的扶贫政策逻辑，难以化解石漠化区脱贫攻坚战中的难题与挑战，面临着民族性、文化性、群体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的重重考验，致使脱贫攻坚的政策目标仍较大程度停留在“画饼充饥”的阶段；四是伴随着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石漠化区的实施，广大移民既面临生计空间扩展、优化的机遇，又将经受移民生计空间被挤压的挑战，表现为经济空间转型、政治空间缺席、文化空间流失、社会空间断裂、制度空间排斥等多重风险。

基于此，作为中国最典型的“四最”地区，在肩负“全面同步小康”特定使命的形势下，滇黔桂地区又当如何推进石漠化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一复杂的社会性系统工程，不仅事关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命运，而且事关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图景。如此，深入探究和破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难题，理应成为学界、政界、社会界的一项重要使命和迫切任务，并被赋予了特有的时代意义与价值。

本研究中，基层组织是指农村脱贫攻坚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型基层组织，它是由“五人小组”临时党支部与贫困村党支部共建而成的脱贫攻坚联合党支部，旨在进一步发挥好“五人小组”在脱贫攻坚中的尖刀班作用，是助力脱贫攻坚的有力抓手。在这里，“五人小组”是指以驻村“第一书记”担任组长，以乡镇包村领导干部任副组长，以市（州）、区（县）、镇（乡）党员干部任驻村干部，以村支两委常务干部任成员的农村新型基层组织，其在脱贫攻坚阶段担负着特殊使命与角色，是连接上级党政与农村基层脱贫攻坚工作的末梢，聚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攻坚克难，成为基层一线主心骨、前沿阵地尖刀班，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与政治保证，对实现全面同步小康具有重要意义。^[1]

二 贫困村的基本概况

（一）全省贫困现状

在贵州，“十二五”末全省仍有493万贫困人口，分布于88个县（市、区、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