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背景

在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可谓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问题，并以此透视农村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目前，从国内看，有关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探讨与应用研究，广大学者都给予了人文关怀与学术支持，并由此引起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然而，综观文献，国内有关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探讨与应用研究，总体上呈现出“四化”现象，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第一，“碎片化”学术关注多，而专题性研究少；第二，“指标化”研究不足，且定量探讨起步较晚；第三，“本土化”研究偏少，而全国性视角居多；第四，“单一化”视角研究多，而多学科综合考察少。

可以肯定地说，未来数十年间，农民工既可发展成为农村社会的“未来动力”，也可转变成为城市社会的“新生力量”。然而，贵州农民工市民化究竟具有怎样的量与质的异同、如何加快推进农民工这一主体实现“嵌入”向“融入”的转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值得学界予以深度关注与研究。鉴于此，本研究以构建的“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为度量工具与手段，以问卷调查数据^[1]为支撑，通过客观考察农民工市民化的实际水平，研判当前贵州农民工市民化所处的发展阶段，并由此探索可行性的发展路径与对策思路。

二 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的理论构建

如何科学、有效的度量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及阶段，是探讨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基于此，积极探索和构建一套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的指标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从本质上看，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是一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并能够比较完整地表达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进行测评要求的量化指标。^[2]因此，从现实意义看，通过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的应用测量，有利于为农民工市民化初始政策设计、机制搭建、路径优化等指明方向；有助于从实践层面对农民工市民化指标及标准进行相应的解码，进而转换成为具有可行性的政策措施、对策建议、发展思路、项目规划等内容。

为了试图攻克和解决这一难题，本研究在充分认识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意义的基础上，通过理清农民工市民化测量指标的逻辑结构，进而明确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的结构及框架。基于此，依据国情、省情的客观实际，本研究着重从“工作、生活、交往、权利、心理”五个维度构建一套全新的“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

（一）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的结构

在本研究中，根据指标设计的要求与需要，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表征内容的逐级分解，可将该测量指标分解为一、二、三级指标，形成具有层次性、逻辑性的结构秩序，并表现出既独立又关联的特征。

第一，一级指标。从属性上看，一级指标属于宏观层次的变量，本身不具有直接量化的功能，而是经过二级指标的赋值与加权，最终形成可测量的评估数据。具体来看，本研究中的一级指标有“工作指标、生活指标、交往指标、权利指标和心理指标”5项，它能较全面地反映出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阶段及客观水平。

第二，二级指标。从属性上看，二级指标属于中观层次的变量，既具有宏观层次变量的属性，又具有微观层次变量的特点，换句话说，该类指标需要经过三级指标的赋值及综合加权，才能形成相应的量化结论，同时又共同反映着一级指标的量化水平。具体来看，本研究中的二级指标包括“工作状况、就业状况、收入状况”3项工作性指标，“居住状况、消费状况、文化娱乐”3项生活性指标，“社区互动、人际交往、网络交往”3项交往性指标，“基本人权、组织参与、政治参与”3项权利性指标，“发展信心、生活体验、身份认同和态度评价”4项心理性指标。

第三，三级指标。从属性上看，三级指标属于微观层次的变量，具有客观性、直观性、可操作性等特点，有利于具体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指标的量化过程，并保证统计结果的真实性与可信度。具体来看，本研究中的三级指标为“工作性质、工作地点、工作形式、工作差距、劳动时长、就业保障、就业领域、劳动类型、相对收入、收入来源、收入构成”11项工作类细化指标，“居住地点、住房类型、住房面积（人均）、住房条件、居住稳定性、吃饭地点、消费地点、消费水平、娱乐活动、休闲场所、旅游活动”11项生活类细化指标，“社区服务、居民帮助、朋友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