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短篇小说，较之往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断裂，或是异常耀眼的新变。不过这种平稳，并不意味着这一年度的短篇小说毫无可观之处。这里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起码与两个原因紧密相连。第一，不少作家在2016年之前，已经写出颇具分量甚至是令人惊艳的作品。到了这一年度，虽然他们同样写有水准不低的新作，但是相比于他们之前的那些杰作，相比于那些作家中的作家——文学大师们的杰作，还显得突破性不够。这恐怕也是无法强求的事情——杰作从来就是稀缺的，创新也从来都是困难的。大多数的作家，都要写作大量看起来颇为雷同的作品，才能迎来那灵光闪现的瞬间，写出属于个人的、不可复制的杰作。而在这灵光闪现的刹那之后，又将进入漫长的与平庸搏斗的时期，重新置身于对杰作的期待之中。第二，作为一个离文学现场不算太远的读者，我已经读过不少作家的杰作或优秀之作，大抵知道他们的能力所在，知道他们各自的志趣、品性和美学特色，也已经知道他们所能抵达的高度。这种前理解的形成，既加大了作品振掉个人阅读预期的难度，也带来了某种与期待相生相伴的苛求。

虽然没有出乎意料的特别惊喜，但是阅读2016年的短篇小说，仍然让我感到快乐。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众多的砂砾中间，仍有不少闪光的所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比之于历史、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小说，也包括短篇小说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呈现具体事情的逻辑，在场景的还原、重构与虚构中呈现丰富的智慧，带来诗性的愉悦。对于小说的这种独门能力，我仍旧深怀信任和热爱。

一 回望历史

2016年的短篇小说中，有不少具有鲜明的历史意识。有的试图对历史进行回望和反思，有的则试图以历史作为视野，打量历史当中的人，理解他们为什么在特定阶段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孙春平的《身后事》（《长江文艺》2016年第12期），主线是老革命秦丰年去世后所发生的一切，在叙述的过程中穿插讲述他生前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小说描绘的秦丰年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但不同于以往脸谱化的革命者的形象。他的人生遭遇颇为曲折，对革命亦有自己的理解。抗美援朝时期曾下过的一道独特的命令，使得他在战争后屡次受到审查，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但秦丰年最终得到平反，“磊落曾为老人带来不幸，但公平正义也终因他的磊落而回归。”小说中对秦丰年在革命年代的遭遇的讲述，还原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秦丰年在后革命年代所经历的一切，也颇符合当今的现实。尤其是秦丰年如何处理与几个儿女关系的部分，涉及当代生活的不同面貌。不管是对待历史还是对待当下的现实，孙春平的笔墨都是审慎的，也是从容的。他恰如其分地以文字重构个人与历史、与现实的关联。这种扎实的、融贯着个人思考的写作，无疑是十分珍贵的。

朱山坡的《革命者》（《芙蓉》2016年第5期），同样把视线转向风云变幻的革命年代，塑造了几个另类的革命者形象。他们来自一个家庭：“我”的伯父表面上放浪形骸，浑浑噩噩，在大问题上却清醒而坚定，善于在画作中巧妙地隐藏生死攸关的秘密，因而在革命行动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我”的父亲表面看来懦弱无能，实则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果断的行事能力；“我”的祖父则更为深藏不露，他的革命者身份，长期不为人所知，最终也出人意料。如今的小说创作，越来越重视理念的传达，观念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在小说中难以看到生动的人物形象和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的语言和神态。《革命者》在这方面做得较为成功，值得注意。其实塑造生动的、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讲好一个故事，对于小说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天赋，也是不可多得的能力。一部小说最后真正要被人记住，或具备恒久的魅力，最重要的，也还是看能不能塑造一些甚至只是一个能够在文学史上留得下来的人物。如果以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写作传统作为参照，这无疑是一种非常落后的做法，但重新重视那些曾因某种激进的策略而抛弃的写法，恰好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小说更好地完善自身的方式。

储福金近年来一直在经营“棋语”系列，也在持续地发表这方面的小说。《棋语·搏杀》（《收获》2016年第6期）的题目就是这篇小说的主题词。除了“棋语”和“搏杀”，还有一个词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