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日，“澎湃新闻”的“文化课”栏推出文化评论《到底是诗歌盛世还是诗人已死？》（作者：北鸟），开篇提出“应该如何描述中国当下的诗歌生态”？作为新年第一天媒体回顾与关注的话题，当代诗歌首先成为了文化焦点。文章列出的两种对立的观点和态度也颇具代表性：“一种认为现在中国的诗歌写作非常活跃，甚至可以用繁盛或者盛世来形容；另一种则认为当下的诗歌都是垃圾，诗人已经死了。”前一种看法来自“诗人或诗歌观察者”，而后一种则来自读者——“数量庞大的网友，或者笼统地称为大众”。假如我们认可这一描述，那么，不难看出，在诗人和大众（或诗歌写作者与一般读者）之间所形成的观点对立，已经显示出双方对于诗歌、诗歌话语及诗歌文化理解的深刻错位。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是怎么形成的？谁应当为此负责？

的确，理解当前的诗歌生态，需要我们能够适当区分几种概念和范畴的存在：诗歌本身，关于诗歌的论述（诗歌话语）以及诗歌在当前文化语境中的位置与状态（诗歌文化）。当我们谈论当代诗歌时，我们到底基于这三者中的哪一个范畴，同时，还要意识到是谁在谈论诗歌，谈论者所设定的听众又是谁。这样，无论是现象描述、问题考察，还是深度批评，就不会那么轻易地陷入偏颇、混沌，或各执一词、观点对立的僵局。我相信，一篇年度诗歌回顾的文字尤其需要这种清醒的意识。

一 创作群：中青年诗人的创造力与沉潜力

英国文学批评家、作家C.S.路易斯在《文艺批评的实验》一书中，区分了两种不同形式的阅读：“文学性的阅读”和“非文学性的阅读”（也有译者译作“敏于文学者之阅读”及“盲于文学者之阅读”）。概括而言，文学性的阅读不是从书里看热闹，不追求快读，而是致力于读好书，重视语感，能读出作者的文字功力。非文学性的阅读自然是反过来的，阅读对于这类人来说，只是寻求刺激，满足好奇心，这种阅读的快感也只是一种替代性的满足。这里暂不细数C.S.路易斯对这两种阅读的具体描述，而他明确认为现代诗歌需要的是文学性的阅读。显然，当一个读者热衷于各种诗歌趣味，并搜罗各类媒体上吸引眼球、博取关注的诗歌小道消息时，他基本是在阅读有关诗歌的话语而非诗歌本身。无论是泛泛的议论，还是刻意制造的话题，抑或形形色色的诗歌活动（诗会、诗赛、诗奖和诗歌节等）信息，与诗歌有关但又无关。简单来说，搜罗这些信息并无助于了解具体的诗人到底写下了怎样的诗作，也无从探析跟当下写作命脉相关的具体的诗歌问题。而进入诗歌，必然始自文学性的阅读。那么，对2016年度诗歌的回顾，就从笔者读到的几种诗集开始吧。

2016年出版的值得一读的个人诗集（这里指的是诗人的阶段性诗集及诗人的第一本诗集），首先要提的是老诗人灰娃。灰娃，原名理召，1927年生于陕西临潼，12岁时被姐姐、表姐带往延安，在延安儿童艺术学园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北京大学俄文系求学，后分配至北京编译社工作。1966年“文革”中患精神分裂症，1970年代于病中非自觉地写作。2016年底，灰娃出版了她的第三本诗集《灰娃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集子中选入的多是她的近作，最新的作品就定稿于2016年立夏。虽然总体来看，灰娃写的不算多，但仍可以说，年近九旬的她是迄今创造力依旧旺盛的，当代最年长的诗人了。灰娃的诗歌写作从一开始就具有“自我疗救”的特征，她的诗属于“听觉的诗”，尤其注重诗歌内在的音乐性。灰娃的近作集中在怀人和追忆的主题上，展示了诗人丰富而深邃的精神世界。为了激励和肯定灰娃顽强的自省与执着的写作追求，2016年度第24届柔刚诗歌奖授予她荣誉奖。《灰娃七章》于2016年底出版，之所以先提她，自然是感奋于老诗人旺盛而持久的创造力。年长如灰娃者尚且创造力勃发，笔耕不辍，那么中青年诗人们又怎样呢？

总体而言，2016年中青年诗人的沉潜与创造更令人瞩目。2016年初，我读到一本诗集《公斯芬克斯》（上海人民出版社），作者是出生于1981年的青年诗人昆鸟。据昆鸟自述，他在2005年读到里尔克的诗之后，萌发了写诗的念头，2006年，他来到北京，开始正式写诗。收入《公斯芬克斯》的是作者近十年的诗作。最初的写作带有习艺特征，但昆鸟迅速地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声音。这种声音，正如他的同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