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乃法律之终局和果实”，民事执行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最终环节，是法律文书得以有效实现的基本方式，直接关涉人民法院在民众中的公信力。针对当前全社会关注的“执行难”“执行乱”这一长期法律顽症，周强院长承诺：“要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学界和实务界都在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各种路径、机制设计等。从理论层面看，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和实务界偏重于民事执行权分权与制衡的研究，忽视了对执行分权中执行裁决权的系统性研究。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沈德咏大法官指出，执行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尚未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科学的强制执行理论体系。从相关研究成果综述看，对执行机制的实证分析与理论设计不少，但对执行裁决权的研究成果甚少，表明其在学界有宽广的研究空间。对执行裁决权系统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化解执行中的实务难题，亦能积极推动民事诉讼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从实务层面看，全国法院围绕执行改革进行诸多尝试，其中执行权的合理配置对解决执行乱象有着直接关系，起着关键作用。从操作层面看，执行裁决权与执行实施权权限不清，“以执代审”等问题时有发生，使得执行申请人被生效判决确认的权益无法得到实现，第三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与公信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的要求后，最高人民法院迅速成立了深入开展审执分离改革领导小组，并先后批复了包括贵州在内十个地区法院的改革试点方案。随着司法改革法官员额制的推行，法院执行改革研究中，最具本源性的问题非执行裁决权配置莫属。只有将执行裁决权的内涵、外延及其与执行实施权的关系等问题在理论上予以澄清，审执改革及执行管理体制完善等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一 民事执行裁决权的基本内涵

（一）民事执行裁决权的历史发展沿革

新中国建立之初，民事执行工作由法院的执行员专门负责。但进入50年代后期，由于受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加之民事案件不多且大部分是调解结案，各地法院逐步建立了“审执合一”执行方式。直到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肯定了“审执分立”的基本原则，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执行员，办理民事案件的判决和裁定的执行事项。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以单独分篇的形式规定了执行程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立法首次明确规定强制执行制度。根据1991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各地基层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均设立执行庭来负责民事执行工作，不再以执行员作为执行机构单独负责执行工作，在规范化上又前进了一步。

但是，当时民事执行程序赋予了执行员过于集中的权力，如从执行案件受理开始的全部执行程序，从发出执行通知，调查、查封、扣押、协助执行，执行和解、异议审查，到决定执行进程、终结执行，追加、变更被执行主体，执行第三人到期债权等诸多事项，执行员对民事执行案件拥有“生杀予夺权”。^[1]民事执行权力过于集中，且缺乏权力监督机制，“执行难、执行乱”等问题便接踵而至。为解决执行权高度集中的现实问题，学界分别以两分论、三分论、四分论和五分论等不同的观点^[2]，对民事执行权力进行划分，并展开研究。众多学说中，以二分法（执行裁决权与实施权）和三分法（执行命令权、执行实施权、执行裁决权）最具代表性。不管如何划分，思路上均含民事“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权”，这也表明了执行裁决权的权属职能在执行分权中的重要位置。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在理论界分权说和各地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以司法解释形式将执行审查权与执行实施权分离配置。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若干意见未直接明确为执行裁决权，而是以执行审查权代替之，是担忧外界质疑审执分离何来裁决权。

（二）民事执行裁决权的定义、性质

民事执行权是民事执行机关以强制性执行措施、手段和方法迫使债务人履行义务，实现债权人权利的权力，是国家公权力的重要环节。对其性质理论界主要有三种观点：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双重属性说（司法行政权说）。笔者倾向于双重属性说，民事执行权在施行过程中，基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做出异议复议等裁决，具有被动性、中立性、终局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