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审判大数据”的概念。2015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在2015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强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运用，积极打造“智能法院”，形成“智慧司法快车道”，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法院信息化3.0版。由此，我国司法审判实务领域拉开了“大数据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的探索实践大幕。本报告将以贵州省法院探索案件要素式数据分析模型为视角，对大数据在司法审判中的开发运用进行研究分析，为下一步法院司法大数据的发展与建设提供相关借鉴素材。

一 司法大数据体制创新与科技创新的时代背景

（一）司法体制改革是不容回避的历史使命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法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治理和管理国家的首选方法，我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繁荣了经济，人民群众在解决温饱之后，对民主政治建设和成果分享提出新的期盼和更高要求，这必然推动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不断优化国家治理体系，以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和需求，确保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逐步实现党的崇高理想。早在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就拉开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十八大专章论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相关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宏大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专项部署，并将司法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核心工作推进。至此，司法体制改革被历史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推到整个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实验田的重要位置，司法体制改革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不容回避。

（二）治理能力提升对科技创新的迫切需要

1.司法体制改革顺应社会治理新需求

经济超速发展必然带来利益诉求多元和社会矛盾的聚集，多元诉求在不能得到满足时会促使社会矛盾集中暴发，这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以贵州省法院系统为例，2012～2014年，全省三级法院共计年均受理案件252215件，年均增长率为8.26%。2015年是贵州经济弯道超车的关键年份，投资拉动加大，经济突飞猛进，全省法院受案量增至380586件，同比增长34.13%。全省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司法体制改革由政治追求变为提升治理能力的内在需求，为此，省法院创建了“以案定员”制度，破解“人案”配置不相适应的难题，明确“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从自律层面做实法官责任，不断推进法官专业化进程；创建了“以案定责”制度，破解“人案”权责不统一难题，从他律层面做实法官责任，不断提高法官裁判权威和可信度；创建了“繁简分流”制度，破解“人案”分配不科学难题，在审判实务中积极探索总结繁简“二八”分配，提升司法审判效率。司法体制改革创新释放了司法审判生产力，极大提升了司法审判质量，提高了司法审判效率，在一定层面上回应了社会治理新需求。

2.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科技创新

司法体制改革创新，必须尊重法官作为自然人应当享有的自由时间，并不得要求法官做出超出群体普遍能力的行为。在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司法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将面临人案动态调节限度与案件增长、人员不变间的量化冲突问题（即人案矛盾问题）、法官认知差异与同案不同判问题、法官业务知识学习更新与案件涉及的专业领域知识脱节问题、人民群众对以员额法官为核心的扁平化审判权力运行模式的认同度问题、封闭式信息化建设现状与司法审判对信息技术的需要冲突问题、人民群众对司法审判活动参与和知悉的域度期盼与司法机关提供信息公平的能力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需要体制创新予以解决，必须借助外力来无限壮大法官的能力。

当前，大数据技术无疑是最好的助力，主要理由：第一，大数据技术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法官已经饱和的工作量，拓展“人案”相适度的纵深空间，在相对较少人力投入情况下解决人案矛盾；第二，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法官群体心理标准与个案裁判标准的无限趋同，回应和接受社会对“同案同判”的关注和期盼；第三，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全程、适时的公开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