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周边国家，数量多，国体多样，政体差异大，政治变化的区间很大。未来5～10年，周边国家有的可能会在民主政权和军人威权之间摇摆；有的国家则可能只是在国内相对激进和相对保守的力量之间实现权力的交替；有的国家是主要政党的政策发生调整；有的国家甚至还面临生存问题。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民众参与政治的手段和影响，一国政治变局将迅速外溢至其他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周边政局变化速度明显加快，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在周边将面临更加复杂的政治环境。

伴随经济上的崛起，中国在地区格局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正在从地区秩序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的塑造者、经略者。从影响和塑造外部环境的角度出发，探索周边国家的政治走势是很有价值的。本章并不试图全面地描述和概括未来中国周边各国的政局，而是侧重未来5～10年周边政局可能出现变化的重要的点，试图从国家主权与国内政局、权力交替与政权合法性、政治转型与政治稳定、宗教问题与外部干预等方面展开分析，重点回答日本能否修宪及其影响、朝鲜政治能否稳住、缅甸政治转型前景如何、中亚的政权交替前景、阿富汗何去何从等问题。当然，这个框架还远不是一个严谨的、互不重叠的分析模型。

第一节 国家主权与国内政局：日本的“正常国家化”道路及影响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是与主权概念相伴而生的，无主权的国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按照霍布斯^[1]等人的经典主权理论，国家必须具有公职人员或被赋予对极端情况作出决定的不可争议的权力的人员，即国家必须是一个自决的实体。它不能是一个松散的集合体，或由不同部分之间心照不宣或公开的交易合同维系的混合组织。换言之，主权的一个重要属性是自主性，即统治者在与其他机构的关系上（内部的或外部的、国内的或国外的机构）必须享有独立性，不能隶属于它们。当遇到危机时，它不能屈从于另一个团体的决定。

1.主权与日本的“正常国家化”诉求

日本政界正是选取这样一个看似有很大“正当性”的主权旗帜，来谋求所谓的“正常国家化”和重新军事武装。在日本国内，“正常国家化”意指当代日本谋求恢复二战战败被依法剥夺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成为所谓“正常国家”。“正常国家”的提法由来已久，早在1993年，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理念。书中称：“必须尽早建立起冷战后新的世界秩序，为此，任何国家必须更积极地承担责任和发挥作用，日本不应该选择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国家之外的道路。”为此，日本理应成为“正常国家”。小泽一郎的“正常国家”构想，以改变日本“战败国家”现状为目的。从内涵看，“正常国家论”谋求以普遍性取代特殊性，主张把在军事上自我约束的日本变成在国家功能方面与别国毫无二致的日本。从外延看，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是个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包括内在的军事大国化，以及外在的行使集体自卫权。^[2]

那么，在日本保守势力看来，是什么使日本这个国家“不正常了”呢？无疑，是“和平宪法”，该宪法剥夺了日本的部分国家主权。1945年日本战败后，在美国的占领下，日本于1946年制定、1947年实施新宪法，该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此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由于倡导和平主义，该宪法被称为“和平宪法”。对于宪法中规定了和平主义的第9条的重要性，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古贺诚强调“这是‘和平宪法’的根基，是‘世界遗产’”。古贺诚的观点在于强调日本宪法和平主义理念的历史源头，维护“和平宪法”的根本。可以说，“和平宪法”是日本二战无条件投降的产物，是亚洲及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胜利的结果，意在根除日本军国主义，其影响远远超出日本一国之内。^[3]日本战后能够遏制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正是基于“和平宪法”第9条的确立与存在。然而，这部备受亚洲及世界广泛赞誉、得到日本国民认可、对日本经济崛起功不可没的“和平宪法”，却被追求“正常国家”化的日本保守势力视为最大障碍，被日本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