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公共（文化）需求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在国家不断加速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及其体系建设的进程中，我们曾简要回应政府有关部门的征询，说明国家在公共文化服务范畴中应向公民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共有三类：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对弱势群体进行的文化救助，以及对文化原创予以支持、资助。^[1]这三种公共品的提供最终应是对公民三种公共需求的最大满足。但是这种讨论还只是初步的、粗放的，对于当前刚刚开始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也许是大致正确和可用的，但对不断推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将不断增长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和呼声来说就过于简单了。与对这些服务进行三个层面的分类说明相比，我们对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名义下，向公民提供相应产品和服务的历史意义看得更重。

2005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获得通过。《建议》中出现了“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构想。2007年我们在作中国第一本《公共文化服务蓝皮书》的“总报告”时，曾这样评价这一战略构想：“经过近30年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意义变得较为含混的‘文化事业’一词，开始彰显出‘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内涵。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2]这里“历史性转折”并非溢美之词，而是一个有着明确内涵的科学判断。我们的意思是说，只有当一个现代市场制度出现以后，公共服务体系打造才具有了必要性。这里的意思是说，市场是一个具有效率和比较优势的资源配置方式或经济制度，但它不是自足的。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看不见的手”（价值规律）必须变成“看得见的手”（政府干预和规制）。政府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但它的运行与市场遵循不同的规则。市场是需求制约的；而政府的公共服务是预算（公共财政）制约的。

然而，政府也有“失灵”问题。政府失灵的最基本表现就是低效。^[3]公共服务的低效广义地说也可以包括腐败的后果。而政府失灵的最大恶果将是导致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失利。我国进行市场化取向的初步经济改革已经带来了明显的成就：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也有了显著改善；现在则开始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但我们强调已经进行的改革仅仅是初步的，意思是说即使在经济体制方面，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而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与市场体制相适应的、实质性的改革几乎还没有起步。这之间的差异已经造成了发展的严重失衡甚至难以持续。我们毕竟是个人口大国，人均GDP只排在世界第124位，国内仍然有几千万的贫困人口；畸形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使数以亿计的、在一年的绝大多数时间在城市中打工糊口的人还被称作农民工，他们在城市中没有家和家人，还要在过年的时候拿着微薄的积蓄，踏上艰难的返乡路途。发展的任务显然还十分艰巨，而资源与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加。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面对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国际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更多的是各国政府间公共服务、公共财政效率的比较。我国财政近年来增长得比GDP更快，国家抗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加，国防与教育现代化得到强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及其体系建设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上日程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们国家的分配结构尚有很大的缺陷，公共财政的增长是以公民收入过低为代价的。目前的公共服务仅仅是初步的，还有许多项目未能提上日程。一些以公共服务（二次分配）方式提供给公民的收入本来是可以通过一次分配更高效地实现的。而现在，动辄以补贴、救济、保障的形式进行提供，实际上会造成巨大的浪费，最终可能使财政入不敷出。欧洲国家推行高社会福利政策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美国政府在当前经济危机中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的做法更值得我们从制度设计的层面予以关注。这些国家比我们的实力强大，进入现代化并开展公共服务的历史比我们悠久。在当前方方面面的国际竞争中，这些国家也往往能占得先机，而让我们处境尴尬、进退维谷。因此，我们的各种公共服务必须从现在开始就讲求高效率。更进一步则需要尽快开展渐进的体制改革。简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