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从来不是各个平等行为体的组合，而一定是层级制的、讲规则的、有秩序的、互动的有机体。谁是规则的制定者，谁占据舞台的中心，谁总是被聚光灯追逐，谁就是体系的核心。同样，谁是规则的执行者和遵从者，谁在舞台的边缘，谁是游戏的配角，谁就是体系的半边缘或边缘。国际体系亦如此。在国际体系内，各行为体依据既定的制度或机制来行动。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认为，国际机制，指的是给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中，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总和，基于此，各行为体的预期趋于收敛。^[1]

国际机制的核心实质上是维持体系的可预期性，减少不确定性，即维持基本的秩序。这与传统中国语境中对秩序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秩序是建立在规则之上的运行常态。秩序的原意是指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是“无序”的相对面。按照《辞海》的解释：秩，常也；秩序，常度也，指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含有整齐守规则之意。在国际体系中，秩序意味着各行为体习以为常的、可预期的、较为确定的状态。国际体系演变的力量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体系的主导者，二是崛起者。在东北亚地区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区域主导者频繁发生变化，每个主导者都尝试制定或维持一套机制和规则；当新生力量崛起为新的领导者、新的规则制定者，旧的核心国家沦为边缘国家和规则的接受者。

一 当“朝贡体系”遭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强调，从世界范围来看，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同区域（中心、边缘、半边缘）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2]沃勒斯坦强调，从16世纪到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共出现了三个霸权国家：16世纪中叶的荷兰，17、18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中叶的美国。

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游戏规则由霸权国制定，并在其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强行推行。中心国家的目标是资本积累，是利用自己的技术固化体系内的分工，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和支配体系内的其他国家，通过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手段贯彻自由贸易游戏规则，赚取经济利益。体系内的边缘国家，则不得不接受中心国家生产或转手出售的工业制成品，同时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控于中心国家。半边缘国家的地位比较独特，指那些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某些边缘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进出口产品相对多元，使体系具有一定的制度弹性。

尽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15世纪末开始形成，但是由于当时各行为体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稀疏，以至于以西北欧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多元体系。以传统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即是一例。其实，也可以说西北欧为中心的西方世界体系，处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之外。问题在于，工业化之后的西方世界占据了世界的主导地位，并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由于大航海和工业革命，西北欧发生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性变化，而此时东亚仍然沉浸在缓慢的、田园般的、自传统农业社会向家庭小作坊的演进之中，正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状态。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的角色是复杂的、多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两面：一是中国处于传统朝贡体系（或华夷秩序）的中心，周边地区是这个体系的半边缘或边缘；二是中国处于沃勒斯坦所称的“现代世界体系”的边缘，距离体系的中心相当遥远，中国甚至还没有感知到这个体系的中心所发生的重要变化。

与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中心国家执着追求物质利益不同，在朝贡体系中，中心国家中国追求的是“臣服”的价值目标，是“体统”问题，朝贡意味着半边缘或边缘国家认可中心国家的主导地位，通过朝贡的仪式表达臣服的姿态。中心国家并不特别在意贡品的多少，常常是“薄来厚往”，回赠大量物品，以奖赏边缘国家的臣服。当然，中国这个中心国家维护体系存续的手段，除了“厚往”之外，还有其他手段，包括提供安全上的保护，共同抵御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