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无论是中国本身还是西方各国，人们对“中国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中国模式”的概念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流行开来的。不过，如果从内容看，更早开始流行的所谓的“北京共识”实际上也是讨论中国模式问题的。^[1]“北京共识”的概念是同当时在各国流行的“华盛顿共识”的比较之上提出来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西方到处推行“华盛顿共识”，而“北京共识”的作者则看到了“华盛顿共识”的不足，指出了中国改革模式的一些优势。不过，这个概念到了中国便被经常解读成“北京共识”优于“华盛顿共识”，前者应当取代后者；而在西方，人们则开始把中国模式视为对西方模式（也就是“华盛顿共识”）的威胁。也就是说，无论中外，人们对“北京共识”的解读过于政治化了。^[2]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对立情况更趋明显。中国人对“中国模式”的兴趣在于中国较之西方更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危机。在更高一个层面，一些人也由此推论出，中国模式优越于西方模式。实际上，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一些人也开始给西方上课。也有西方人对中国模式产生了兴趣。不过，他们对中国模式感兴趣与其说是他们了解中国，倒不如说是他们对西方模式失望。和中国人一样，很多西方人看到了西方危机如何发生的，而中国又如何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危机，并在危机之中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在2008年危机之后的很多年里，中国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力量。也正因为这样，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又开始谈论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所可能构成的威胁。

无论对“北京共识”还是对“中国模式”的讨论都过于政治化，充满了太多的意识形态的偏见。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有太多的先入为主的意识，而和中国实际经验不相吻合，结果是无助于帮助人们认识中国。笔者认为，要深刻理解中国模式就必须把其置于中国文明复兴的大背景下。原因很简单，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方面都发生了创新，但不管怎样的创新，中国不会变成“其他”国家。人们之所以称中国的崛起为复兴是因为中国越来越具有“中国性”了。从文明复兴的视角更能理解中国模式何从何去的问题。

一 海内外对中国模式的看法

海内外就“中国模式”一直具有争论，但各种争论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共识。总体上看，已经持续多时的争论中，人们关注的对象并不在于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而是变成了要不要、该不该有“中国模式”的简单问题。毋庸置疑，争论已经过于政治化，甚至道德化。^[3]这种局面的持续，并不能对人们认识“中国模式”有很大的帮助。

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的存在？这个模式究竟是怎样的？其模式的内在和外在含义是什么？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无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还是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而言，都有必要回答这些重要的问题。不过，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去政治化。

海内外，人们对“中国模式”都存在着高度政治化的认知错觉和幻觉。在西方，围绕着“中国模式”，人们可以看到三种不同但又互相关联的观点。第一种是人们所说的“捧杀派”，就是对“中国模式”大加赞扬，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不久就要取代西方模式。在“捧杀派”内，人们“捧杀”中国的出发点不同。很多商界的人一直看好“中国模式”，因为他们本身的利益和中国相关。因为利益相关，他们也很希望“中国模式”能够可持续发展。也有一些人的确希望中国能够发展出一个和西方不同的模式来。这些人往往对西方模式已经失去了信心，也不认为西方模式一直可以持续下去。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给这些人一个希望。中国一些人说他们是“捧杀”，并不见得。很多人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并没有多大的恶意。当然，很容易发现他们往往光看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看不到这些成就背后的代价和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

和“捧杀派”相对的是“‘中国模式’威胁派”。“威胁派”不仅看到了“中国模式”的存在，更看到了“中国模式”对西方的长远影响。这些人看到中国经过了数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时发现中国的发展并没有根据西方的逻辑，向西方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相反，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已经颇具竞争力。他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