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殊为悠久和非常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思想史册中，以古喻今一向被频繁和显赫地使用，甚至在思想理念的来源上是其根本之一。就战略原理来说大概尤其如此：无论古今中外，“战略广而言之，实际上就是行事方略或成事之道，……连同旨在实现它们的内在连贯和系统的实践”。^[1]它不仅可见于下面援引的某些“传统中国教益”例解当中，而且有时甚至构成一个核心成分，用以形成一个伟大的传统中国王朝的时代性国策大方向。^[2]在此，我们试图深切地借鉴传统中国教益，以便考察和论说当今中国划时代努力中的两大彼此密切联系的实际问题：（1）“战略透支”问题，或曰国家目的与手段、目标与资源之间大致平衡的绝对必需；（2）作为传统的和当代的一大主题的“伟大复兴”，连同其传统的和当代的根本路径。

一 “战略军事”与“战略透支”

一个显见的趋势是，习近平执政下的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特别是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包括南海在内的西太平洋西部）具有愈益增长的权势（power）影响。从中长期说，这一权势影响无疑会、也确实要削弱乃至最终取消美国在该区域的近乎支配性的优势。问题是，追求实现这种抱负的战略，从来就应当是如东汉伟大史家班固所说“屈伸异变，强弱相反”的（《汉书·匈奴传下》）多少类似于汉初约八十年里“战略和亲”与“战略克伐”的相继的交互运用，人们已在目睹“战略军事”（strategic military）与“战略经济”（strategic economy）的同时合成实践。从现实看，无论是着力推进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还是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力推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全都可被认为是这一方向上的大动作。

增进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特别是西太平洋西部）的权势影响，是愈益清楚的中国对外政策的一大目标，就短期、中期和长期来说，都是如此。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可以说有两大类：“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粗略地说，十八大以来中国主要使用的是广义的“战略军事”，它集中体现为中国战略军力建设的更加速突进、中国对美国的强劲和广泛的战略/军事竞争和对立、中国与日本的持久激烈对抗、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强硬态势以及相伴的密集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它们推进了中国的“硬权势”（hard power），包括战略军力更加大踏步显著增强，战略活动范围急速显著扩展，同时强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领土领海主权声索。然而，它们也多少妨碍了中国的国际“软权势”（soft power），增进了中国东部周边的战略/外交环境的复杂性，同时伴有与日本以及美国的显著增进了的冲突风险，并且作为其主要反弹，客观上促进了美国战略“再平衡”的强化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显然，以此为主线的中国对外战略如果长时间延续下去，就有“战略透支”愈益增大的风险。

因而，很可能作为某种战略审视的结果，从2014年秋天开始，中国政府推出一种有利于“战略经济”的重大决策，它基于中国巨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和可以成就的更广泛的外交，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它契合了紧迫的国内需要，即国内处于经济增长缓慢，且会继续下行的严峻形势，力求以此增进境外对中国过剩产能的需求。2014年10月和11月中国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的两项重要的安全协议，即中日“四点共识”和中美防止双方军舰军机冲撞协议，它们为中国政府推出战略经济决策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总之，中国政府已经并将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继续将其对外政策着重面“分叉化”，使得“战略经济”成为其优先议程上另一个重大维度。

虽然如前所述，以“战略军事”为主的近乎两年的基本方略有着非同小可的代价和风险，但这些并未令中国胆怯。“战略军事”的某几个重大方面依然存在，存在于中国当前基本的战略态势（或曰战略复合态势）之中，如果考虑到中国对外政策仍有的甚或增进了的复杂性，那么，防止“战略透支”应视为经久而非一时的警戒性任务。中国战略性军力的经久、急剧增强仍在继续，甚至是以加速度继续，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必定如此。在这方面，世界已经看到关于西太平洋、至少是西太平洋西部的中美军备竞赛显著浮现，涉及海上、空中、网络空间，甚至外层空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