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概观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首先必须明确对象。这时，“近现代”的时期划分就变得重要起来，这里我们把中国被卷入全球化的19世纪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的1950年代作为对象。本文所选取的历史研究主要以人文社会方面的研究为主，也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日本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历史研究积淀深厚，其中，仅是占据主要部分的、在战后展开的近现代史方面的研究，即十分庞大，整理这些研究的文献也很丰富^[1]。本书也收录了中村元哉的《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动向（2000～2010年）》（『日本の中国近現代史研究の動向（2000年度～2010年度）』）一文。在此，本文主要介绍“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大致发展过程，至于具体的文献，则选取了2011年以后出版的单行本。

二 近现代史研究的开始和战后历史学

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之核心内容可以说是东洋学，更准确地说是其中的东洋史。^[2]其研究中心是1907年率先设置“东洋史学”讲座的京都帝国大学和紧随其后在1910年设置东洋史专修学科的东京帝国大学。但是，在战前，继承了汉学传统的京大东洋史，与其说是实证性的近代史研究，不如说是如内藤湖南的《支那论》（1914年）、《新支那论》（1924年）所体现的路径——典型的从中国史研究者的立场出发，立于漫长的中国传统之中讨论当时的中国所处的位置，进而展开讨论。而东大东洋史根本就不把近代史和当时的历史视为研究对象。

因此，日本的实证式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是从历史学以外的研究开始的。其中，长期驻在中国的民间学者橘朴所著的文献至今仍不失魅力。此外，社会学者们对中国当地所展开的调查也曾盛行一时。尤其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査部等机构在中国所做的大规模社会调查，以及作为其成果刊行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中国農村慣行調査』），不仅对于农村研究，对于社会经济史研究也是珍贵的资料。正如满铁的农村调查原本就是为了日军的占领政策而进行的一样，战前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学术之间的紧密关联性是不可否认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给日本的学术带来了巨大的转变。日本学者看待中国的眼光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当下冷淡不关心或者可视作侵略中国的“帮凶”的战前中国史研究开始成为批判的对象。甚至，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马克思主义对学术界影响力的高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历史解释相同、基于“发展阶段论”的历史理解开始占据主流。换言之，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的开端，此后中国便沦为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然后由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从上述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过程得到了重视。这里，战后历史学中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是以经太平天国等诸多动乱、义和团、辛亥革命，于1949年走到终点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革命史为中心而展开的。但是，由于其是在结论事实上已既定的基础上展开的分析，现在看来，实证部分姑且不论，其评价部分可以说几乎没有得到反思。

另一方面，也有不采用这种革命史观、以近代化为评价标准的立场。这种观点与前者同样是以鸦片战争为近代的开始，强调西方的主导作用。尽管如此，由于以这样的立场展开的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不少成果即便到现在仍可以作为研究依据，这从市古宙三、波多野善大、坂野正高等的研究即可了解。

在社会科学方面，出现了灵活应用战前在中国进行的实地考察之成果的农村社会研究。但是，在反省战前研究态度的过程中，由于对“中国停滞论”所持的批判意见太过激烈，本来应该在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研究领域得到高度评价的村松祐次和柏祐贤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经济的停滞和日中经济关系的冷淡，社会科学方面的中国研究开始衰退，这可以说是时代的必然吧。当中国经济史被人文社会方面的历史研究学者承担起来的时候，村松和柏等人的业绩会在明清史研究等领域得到重新评价。

三 1980年代的转变

日本的历史学研究自1970年代后半期开始逐渐不再受限于马克思主义史学，1980年代末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使二者彻底决裂。中国史的研究也不例外。“文革”的失败已毋庸置疑，随着日中两国邦交的恢复，访问中国的中国史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