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7年独立至今，马来西亚^[1]对华态度大致经历了三次转变，即由最初的“担忧”转变为“警惕”，并最终演变为“接受”。回顾中马关系，可以发现马来西亚中国观的演变不但与国际格局变化息息相关，而且与两国国内形势及领导人的外交风格紧密相连。正是由于马来西亚对华态度的转变，才使得中马、中国—东盟关系稳步发展。未来，中国在深化与马来西亚关系的同时，应进一步增强互知互信，夯实合作基础，扩大互利共赢。

第一节 马来西亚中国观的演变进程

战后，马来西亚对华态度的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74年5月中马建交前。第二阶段自两国建交起至1990年马来西亚取消对公民的访华限制。第三阶段自冷战结束后至今，中马关系逐渐走向全面深化。

（一）“二战”后至建交前（1945～1974年），马来西亚当局全面围剿马来亚共产党（以下简称马共）的叛乱，并指责中国支持马共，拒绝与中国建交

“二战”结束前后，英国殖民者开始着手安排马来西亚的未来，先后于1942年和1946年提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2]和“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方案。经多方博弈，“马来亚联合邦”于1948年2月1日正式独立。然而，正当主要利益集团就建立“马来亚联合邦”达成妥协时，马共表示了反对。马共认为，“马来亚联合邦”是少数马来统治者同英国殖民者勾结的产物，是英国新殖民主义的工具^[3]。于是，马共通过其领导的泛马总工会等工人组织举行了罢工和反殖民活动，并暗杀了一些英国的种植园主。

马来统治者对马共的行动深感担忧，视其为反政府运动，指出“1948年，反对‘马来亚联合邦’的马共发动了残暴的反叛运动，旨在对抗政府。马共希望建立‘马来亚共产主义共和国’。马共发动的武装暴动使马来亚联合邦的经济陷于瘫痪”^[4]。1948年6月18日，英国殖民当局借口三名欧籍种植园主被杀，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并在随后的一个月，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大肆抓捕共产党员。“至1948年底，有1779名共产主义同情者被监禁，另外有数百名被驱逐出境。”^[5]1949年后，英国殖民当局和马来统治者进一步加大了对马共的打击力度。1950年3月，英国政府任命布里格斯准将为马来亚作战署主任，并批准了围剿马共的布里格斯计划。与此同时，马来亚政党的主要领导人被政府任命到战争执行委员会（War Executive Council），以便他们能够直接地评估紧急行动方案，摧毁马共势力^[6]。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MNO，又称巫统）主席拿督·翁呼吁“马来人和守法华人共同采取行动打击共产主义”^[7]。

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阿卜杜勒·拉赫曼总理领导的政府继续奉行打压马共的政策。1973年，政府发动代号“游星行动”（Operation Planet）的全国围剿行动，在此行动中逮捕了86名“马来亚民族解放联盟”分子，其中33名在吉隆坡、22名在森美兰州、19名在柔佛州、5名在新加坡、7名在彭亨州。此外，特情署与新加坡的“国内安全部”（International Security Department）合作，还逮捕了7名高级共党分子，包括方本朴（Fong Beng Boo）、曹隆和（Teo Loong Hock）在内^[8]。

在马来人看来，马共如此“活跃”是因为得到了中国的支持，至少是道义上的支持。“阿卜杜勒·拉赫曼总理对中国持怀疑态度，因为中国给予马共支持。中国甚至影响了东南亚的共产主义活动，以便在本地区传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是基于以上原因，马来亚不愿与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拉赫曼领导下的马来亚联合邦和马来西亚不承认中国。”^[9]1957～1958年，拉赫曼总理多次在讲话中表达了反共的态度：“我们不能欺骗自己，认为共产主义仅仅只（活跃于）地方，我们知道共产主义是国际阴谋的固有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主导世界。因此，所有相信民主、人权和自由的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我们不得不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这是重视自由的马来亚人民不能对共产主义持中立态度的原因。”^[10]“假如我们的政府与共产主义国家建立任何形式的外交关系，那么就会破坏人们的信心……”^[11]，“也会使中国插手马来西亚的华人事务，干涉马来西亚内政，影响马来西亚的安全”^[12]。

（二）建交后至冷战结束（1974～1990年），中马建交，双边关系向全方位展开，但两国关系仍受困于马共问题，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