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深圳劳务工状况

（一）深圳人口现状

深圳是我国东南沿海开放城市群中迅速崛起的一个新兴城市。自建市30年来，受益于特区优惠政策和毗邻香港的特殊区位优势，深圳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超高速积累的过程，全市GDP从建市前的1.96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1万亿元，人均GDP从1979年的606元/人增长到2010年的94296元/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1979年的0.59亿元，增加到2011的2140亿元。深圳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惊人，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与此同时，深圳人口规模在同一时期也呈现了超高速、超常规集聚的特点。人口规模由建市之初的31万人，增长到“六普”时常住人口1035万人，户籍人口也达到251万，年末社会劳动者数目由1979年的13.95万人增长到2010年末的705.17万人。30年间人口规模增长了31.37倍，年增长率远超过其他城市一般水平，流动人口的涌入为整个城市发展注入活力。

表1 部分年份深圳人口及GDP状况

据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深圳常住人口为1035.79万，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700.84万人相比，10年共增加了334.95万人，增长47.79%，年平均增长率为3.98%。深圳常住人口增长率快于全国（0.57%）、全省（1.90%）平均水平。其原因除了降低入户门槛，加快户籍人口增长外，最主要的是人口流入量较大。十年来，深圳经济保持较高增速，提供了较多的就业岗位，吸引了大量市外人员到深圳工作和生活。深圳常住人口中，约有798万人是非户籍人口，占常住总人口的77%。

表2 深圳2010各区人口状况

在全市的人口年龄结构中，0～14岁人口为101.88万人，占9.84%；15～64岁人口为915.64万人，占88.40%；65岁及以上人口为18.28万人，占1.76%。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为88.40%，比全国的74.53%高出13.9个百分点，比广东省的76.36%高出12个百分点，较上海市、北京市分别高出7.2个百分点、5.7个百分点。全市平均年龄为30岁左右，仍然处于旺盛的“人口红利”期，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流动人口。

（二）新生代劳务工的概念及其群体

学术界多数人倾向将1980年以后出生、具有农村户口、到城里打工的年轻人视作是“新生代”劳务工。中国社科院王春光研究员于2001年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他通过对温州、杭州及深圳三地的劳务工的调研，得出了以下关于新生代劳务工的基本特征：其一，平均年龄为22.99岁，其中80年代出生的外出打工者占76%；其二，54%的新生代劳务工具有初中学历，29.3%者具有高中学历；其三，仅有39.2%的新生代劳务工有务农经历，且有受访者将上学期间帮父母干农活也视为务农经历，故而实际意义上的有务农经历者的比例小于39.2%；其四，新生代的外出动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经济型转到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或者生活型。此为新生代与第一代劳务工本质的区别。^[1]

大规模、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开始于1980年，而20年的时间刚好完成一个社会人从出生、学习到就业等具体人生阶段。80后这一代人自21世纪之初便逐步进入到了劳动力市场，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体，而相应的社会环境则产生了迥异于父辈劳务工的变化（王春光，2001；刘传江，2010；徐莺，2010；彭仁贤，2011）。将1980年代作为代际分野还由于1980年以来我国实施了史无前例最为严厉的一孩计划生育政策，大大加速了我国人口内部结构变化（李建新，2011）。城市中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农村中“一孩半”政策的实施，使得1980年之后出生的人具有较父辈而言更简单的家庭结构关系。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劳务工问题研究课题组（2010）的研究报告则指出新生代劳务工在观念上与传统劳务工有了“六个转变”即：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地生活转变；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转变。

王荣萍、段成荣（2010）通过对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从人口学的角度简单介绍了“新生代”劳务工的基本情况。杨菊华（2010）对比本地市民、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