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经济上的起源，对印度绿色革命的起源我们还需要从政治方面加以探讨。这种探讨的必要性来自绿色革命本身的性质。绿色革命是一种资本密集型的农业变革，在这种农业变革中，作为“引导资本”的国家对农业的大规模公共投资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我们知道，在尼赫鲁时代，与尼赫鲁及其支持者的政治生命联系在一起的马哈拉诺比斯工业发展模式要求政府对资本工业部门集中投资，而不是向农业部门集中投资。因此，绿色革命进行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改变政府的工业发展战略和与之相联系的公共投资政策。不难理解，这样一种根本的政策转变只能通过印度政治过程内部的矛盾发展来实现。换言之，绿色革命还必须看作是印度各政治力量之间长期斗争的产物。

另外，正像瓦什尼认为的那样，20世纪6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政策转变的首要根源存在于国家内部。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或社会阶级并没有推动政府转向一种价格—技术取向的战略。以价格为基础的利益集团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是远在这次政策转变之后的事”（Varshney，1995：49）。因而，笔者在下面探讨印度绿色革命的政治起源时，将集中阐述与农业发展新战略的出台密切相关的印度统治精英内部政治过程的演变。

其实，即使在尼赫鲁—马哈拉诺比斯发展模式的鼎盛时期，印度统治精英内部对尼赫鲁发展战略的看法就远非一致。只是由于这一时期（大致相当于“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期间）印度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尼赫鲁本人的巨大权威，印度统治精英内部对尼赫鲁支持的马哈拉诺比斯发展模式的批评和反对才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实际上，还在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时，也就是马哈拉诺比斯发展模式开始付诸实施的时候，对该模式的批评也就同时开始了。1955年1月计划委员会为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建立的一个经济学家小组内部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这是一个由21名经济学家组成、由C.D.德什穆克（时任财政部长，同时是计划委员会成员）担任主席的工作小组，其中包括了13位学者和8名文官（他们都是成熟的经济学家）。在这些小组成员和文件起草者中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这种分歧没有爆发为全面的公开的冲突，至少在公开的文件中还没有，但是某些分歧在那些文件中还是隐约可见的。这个小组确实拟就了一个联合备忘录，名为《第二个五年计划：与计划框架相关的基本考虑》，但这些文件只是暴露了他们对“二五”计划方法的核心点的隐蔽却不可调和的观点分歧。这种意见分歧既在B.R.舍诺伊论《赤字财政和印度经济发展》的论文中，也在他提交的“异议记录”中表达了出来。他反对该计划的支出规模，反对借助赤字财政来获取资源，认为这些将会导致危险的通货膨胀；他还反对对低收入群体进一步征税、扩大国有化的范围、继续实施控制以及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等。一场争论由此发端。舍诺伊是国家干预和计划的积极反对者，现在所谓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一贯的、敏锐的和活跃的支持者。C.N.瓦凯尔在和P.R.布拉马南达合撰的论文中反对全力扩张重工业，主张只集中发展服务于农业的重工业。在《扩张经济中的计划》（1956）一文中，两人反复强调工资品的重要性，强调投资于消费品部门——既包括消费品工业部门，更包括十分重要的农业部门，后者生产基本的工资品，即食物——的必要性和充分利用那些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的必要性（Byres，1998c：80-81）。

实际上，对尼赫鲁发展战略的批评和挑战并不仅仅发生在学术界和官方专家中间。随着尼赫鲁—马哈拉诺比斯模式局限性的日益显现，执政的国大党高层领导人中间也开始出现对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倡导的发展战略的挑战。到20世纪60年代初，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对整个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开始显现出来。1961/1962年度印度的粮食生产较上一年度没有增长，1962/1963年度还有所下降，蔗糖、油籽和棉花的产量也比以前下降了。农业部门的停滞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影响了原料的供应，减少了对主要消费品工业产品的需求。“事实上，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水平的停滞，对经济总的发展产生影响，计划的头两年平均每年只增长2.5%，大致和人口的增长率相等”（弗兰克尔，1989：245）。尽管这两年印度的工业增长率还是较高的：1961/1962年度和1962/1963年度分别达到了6.5%和8%。到1962年上半年，又出现了通货膨胀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