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1 福利国家及其所带来的问题和局限

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建立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堪称典型的福利国家，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建立了覆盖全体国民，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安全保障网络”。早在1912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其出版的《财富与福利》一书中（1920年修改后改名为《福利经济学》）就系统对福利国家论述过，为战后福利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了国家干预、扩大公共福利，实现充分就业的新经济理论，为战后英国全面建立福利国家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1942年，受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委托，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贝弗里奇起草了《社会保障及相关服务》的报告，针对英国战后可能出现的贫困、疾病、无知、肮脏和懒惰五大巨症，制定了一整套对英国全体公民实行福利制度的指导原则，设计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措施。至1948年，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英国建成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对英国慈善事业和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带来一定冲击。在福利国家的理念和实践下，政府普遍而深入地介入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尤其是其“从摇篮到坟墓”的关注个人的计划，使得许多志愿组织的工作变得完全没有必要。此外，福利国家坚持对公民社会的支配。如1944～1948年间颁布法令保护志愿部门在教育和社会方面的作用，但是却将医疗保健和生活费用保障等职能直接划分给了中央政府。20世纪40年代末，由志愿部门主办的慈善医院网络的所有权被转交给政府来集中控制，这代表资源开始向政府部门进行大规模转移。在提供保险方面，政府与友谊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在二战之后也被政府的直接提供方式所取代。

医院改革给互助组织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贝弗里奇曾经希望互助组织来实施政府扶持的社会保障计划，但是他的报道却表明许多这样的组织已濒临消亡。在新的环境下，这些社会保障计划已经不受地方志愿部门的控制，而成为政府部门的下属分支机构。虽然志愿联盟仍然存在，但是贝弗里奇认为它们已经带有过多的党派政治色彩，而不再单纯是志愿机构，另外它们也不再能够通过互助进行国家福利的分配。此外，由于对所有阶层开放的质押制度已经初见成效，志愿机构也不再在减少失业方面发挥以前的作用。

此外，对于志愿组织，政府往往对它们能否真正发挥作用也表示怀疑。有时甚至还认为，志愿组织在帮倒忙。因为与国家拨款的社会服务机构相比，这些组织都是业余的，而且行动变幻莫测，每每在接受其服务的人们面前表现出一种大恩人的姿态。^[1]

总的来说，福利国家改变了志愿部门运转空间的大小和形状，传统形式上的慈善事业，如扶贫、促进就业等被边缘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新的志愿组织出现了，如教育、环保社团等等，它们在战后重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此，战后福利国家制度的缔造者之一贝弗里奇也深信不疑。他认为，虽然政府控制和管理的范围不断在扩展，但是志愿行动在良性运作的社会中仍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对于政府已经接手的服务，善款可以转向同一领域其他需要的地方。如随着志愿医院网络的国有化，希望在医疗保健方面进行投资的慈善家可以不必只将善款用于维持医院的冗繁开支中，而是可以转向诸如科学研究、人员培训和管理实验等更多有趣的方面。

其次，民众对于慈善事业的热衷传统使得某些领域已有的志愿服务总能得到固定数量的公共资金支持。如对于初等教育和成人教育，除了地方政府直接经营的学校，还有许多公共资金支持经营的志愿学校。对于高等教育，高校中依然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教育事业捐赠。

第三，有许多政府管理或者资金无法涉及的服务领域，特别是一些零散、只能靠个人服务的社会服务，这些服务领域并非政府出面干涉或资助的首选，所以留下了许多社会保障的缺口，这些都是志愿部门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如在盲人和聋人的生活保障方面，志愿组织实际上一直保持着垄断地位。

但是随着经济危机后士气的日益衰减，战时的光环效应以及计划可以治愈一切的神话开始破灭。国家福利的完善并没有使贫穷和其他社会问题得到根除。6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民权、消费者权益运动、重新出现的环境保护运动，还有争取和平运动也影响到了英国的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