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本框架取代了1986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框架（UNESCO，1986）。第一版文化统计框架出台以来，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定义和测量文化的方法，同时，社会和技术的进步也改变了文化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

在适当并且可行的时候，国际性文化统计框架可以追求最大化的国际可比性。各个国家也需要数据以制定有据可循的政策，并了解自己在与本地区或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对比中所处的位置。

本框架还为评估经济和社会对文化的贡献提供了概念基础。它可以帮助会员国组织其文化统计数据的收集和传播工作。这一新框架的目标是灵活而不排它，同时还要提升可比性。各国在采用了本框架各领域的划分方法之后，还可以用它们的相关数据进行国际对比。

1.1 理论基础

1986年以来，人们对文化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作用所持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同发展之间的重要联系也得到了援助机构和专家们更加广泛的认可。越来越多的人不但把文化视为发展的方式（即推动和维持经济增长的方式），还把它视为发展的成果（也就是说它赋予人类生存以意义）。它可以通过旅游和手工艺品等形式产生经济效益，它还能推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文化对人们的行为、经济发展进程、社会发展以及人类福祉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UNESCO，1995）。

在世界很多地方，财富和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同时也带动了文化活动和产品方面的消费。这就意味着文化已经成为经济再生产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再只是一种奢侈品或可有可无的产品，这也是剩余资源分配的结果。文化消费一直在不断增长，其产品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现在的一个“产品”承载着诸多的文化体验。

两个近期的相关现象也使得上述长期趋势更加凸显。

以前因为模拟生产系统而分离的文化产业（电影、电视、摄影和印刷）现在已经融合为数字化的形式，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很难把它们区分开来。数字技术显著地改变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方式。互联网更是如此，它越来越多地用于传播各种文化产品（有时还是通过同一媒介）。

全球化带来了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化流动以及全球范围内思想、人才和资本的交流。多元文化和跨文化性创造了新产品、新习俗和多元身份。

与前数字化时代相比，新技术使得一次性文化产品（如一首歌）的快速商业运作成为现实。这就改变了那些能够进行数字化复制并具有投入商业贸易潜能的文化活动同那些不能复制而且更难以交易的活动之间的经济实力平衡（Barrowclough & Kozul-Wright，2006）。

有些发达国家的文化部门在经济方面（至少是就业方面）比一些老的产业（比如采矿和汽车制造业）还重要，它们对国家的外贸收入有巨大的贡献。然而，在发展中国家，从就业方面来看，文化部门对经济的影响目前还不是很明显，尽管它可能带来可观的外贸收入。所以，发展中国家正在重新审视文化在发展中的作用，并把它当做经济增长中一个潜在的积极因素（Barrowclough & Kozul-Wright，2006）。

新型的文化生产还引出了一个新的文化政策管理领域，它的重点是一种新的次级文化活动，即文化产业，有时候也叫做创意产业（见2.2部分）。文化产业的概念通常用来指文化部门的商业维度。然而，本框架鼓励采用一种更具综合性的方法，把（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营的）文化部门所有活动之间唇齿相依的概念引入进来。例如，从业人员每周可能会在公共和私营岗位上（或有酬或无偿地）轮流工作，这样就很难把他们归入公共或私营行业。如果把实践作为重点，我们希望本框架能够很好地应对界限的不确定性，并重视二者的相互促进作用。

文化在创造、生产、分配和消费方面发生的上述转变说明，文化部门取得了进步，而且这种发展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经济领域。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的数据，以掌握这一变化的广度和深度。

1.2 修订框架的政策背景

1986年的文化统计框架（UNESCO，1986）出台以来，文化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地位已经显著提高，对此，我们可以作出以下解释。

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增长。这将对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和文化定位及其所有权（比如非物质遗产）等涉及面更广的问题产生重大影响。

文化产业领域几大跨国集团市场实力上的增长和集中。在许多市场中，文化生产的组织都对寡头垄断有利；因此，“先发优势”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