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有着18000公里的大陆海岸线，14000公里的岛屿海岸线，拥有6500多个500平方米以上岛屿的主权和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有4亿多人生活在沿海地区。近年来中国已逐步认识到提升国民海洋意识的重要性，同时，中国既希望自身能成为像西方一样的海洋强国，但又不希望走西方海外殖民扩张的道路。因此，从全球化的角度探索中国海洋文化政策的近况，并分析文化全球化与中国海洋文化政策的关系，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将在探讨文化全球化的基础上，分析近年来中国关于海洋文化的论述，并进而考察中国海洋文化政策的现状和趋势。

一 文化全球化与中国的海洋文化研究

在西方学界，“文化”这一概念长久以来就包含了一些模糊的范畴，它包括个人的生命经历、实体的艺术品、文本、物品，甚至还包括了对于艺术的专业论述、文化工业的商品化产出、日常生活的文化表述，以及前述各种范畴之间的复杂互动。^[1]由于人口、物体及符号均是文化的载体，所以，全球化作为一种跨越区域及洲际的物体、符号和人口的流动，必然也包含了文化全球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全球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不论是基督文明、回教文明、佛教文明的扩散过程，还是罗马及蒙古帝国的扩张，均是文化全球化的先例。在工业化过程中，欧洲列强曾不断进行海外扩张，由于运输及交通工具的革新（机械运输和电报的系统化），新兴的文化全球化也得到了促进。

与先前的文化全球化相比，今天的全球文化交流的绝对规模、强度、速度，绝对是空前的。相比过去几十年，文化输出和输入的数量已经增长了许多倍；电视、电影的贸易有了巨大的增长；因特网的用户及联结数以几何级数增长，正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跨越国界的沟通模式。收音机、电视机、因特网、手机、卫星和数字技术的加速传播（尽管并不均衡），使得全球大部分地区得以进行实时通讯。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英语，为观念和文化的普遍传播，提供了强大的公共语言基础，尤其在商业、政治、行政管理、科学、学术界和计算机等方面，绝大部分的术语都可以（必须）以英文进行跨文化交流。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被迫与异域文化对话，并重新塑造自我的认同。同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混杂情形，也越来越多。

前述对于文化全球化的分析，为今天考察中国的海洋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点，即本地文化与远方异域文明的互动关系，是个辩证而复杂的过程。中国海军现役大校郝延兵及现役少校杨志荣认为，从行为主体来看，中华民族是陆地民族，而西方则是海洋民族；从文明属性来看，中国的海洋事业隶属陆地文明的范畴，带有陆地文明中农耕文明的特质，顶多是一种农业性海洋文明，而西方国家的海洋事业则属于海洋文明的范畴，带有海洋文明中商业文明的特质，后来又发展成一种新兴的工业性海洋文明；从活动内容来看，中国的海洋事业是以海为田，中心内容是“兴渔盐之利，通舟楫之便”，进行的是一般的交往活动，但经济交往的比重较小，而且经济交往是一种不对等的、非双向的交往，但西方海洋事业的中心内容，则是以追求财富为目的的航海贸易，同时还伴随着殖民、移民、掠夺等。^[2]这两位现役海军军官进一步指出，今天中国如果要成为全球海洋文明的中心，那么政府就必须强化国家海洋战略，并且提升民众的海洋意识（到海外经商的意识、海洋国土意识、经略海洋的意识、海上力量意识、关心海洋发展的意识等），提升海洋科技及经济实力，增加参与海洋事业的人口，更重要的是强化海上军事力量的建设。他们甚至直接指出，历来列强能成为海上强国的秘诀就是“既向外侵略又改革……如今，中国也找到了并实践着迈向海上大国、世界性大国的康庄大道”。^[3]但他们也不主张完全采用西方列强的模式，认为中国与西方列强应该要有原则性的差别，即中国“绝不侵略别国，永不称霸”。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曲金良则认为，西方学术界的海洋观有三方面的偏差：片面强调欧洲中心论；片面强调海权力量的作用；片面强调航海贸易包括海洋探险和航海“新发现”的作用及世界市场商机与获利原则。西方这些海洋观念的偏差，不仅主导着许多西方学者，并且深刻影响着我国许多学者的价值取向。因此，中国学界应该要从立场上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