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回顾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并最终到“创意产业”的发展历程。其主题是文化与经济学之间的张力。“文化商品”市场有着久远的历史，“艺术家”早已对它习以为常。到了20世纪，随着印刷术（古腾堡引领的数字化潮流）的发展，文化商品的生产得以提速，而资本化的气息却越来越浓。商品生产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前者有古老的历史，而后者是500年前才在欧洲兴起的。资本主义是以损害所有其他价值为代价下借由无限积累的准则才生机勃勃地发展起来的，而“艺术”或“文化”一直在制约或反抗这个准则。但与此同时，商品已经越来越多地受资本规律的支配。

本文（略过阿多诺）将分两个部分进行讨论。首先将介绍20世纪70年代一些研究者的观点，即认为文化商品取得经济上成功的核心在于其文化魅力，因而无法对其进行刻板的规划或预测。人们想要购买的是那些真正能够吸引他们的商品。这种针对文化产业的新看法带来的是新的文化政策，大伦敦议会的战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次，关于呼吁结束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和增加文化消费的新经济的论文，我们将作一个综述。这种新型的生产方式最突出的特点是企业小型化、网络化、敢于承担风险、富有创造力以及不断地改革，并以此将文化产业塑造成新兴经济的典范和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

1 文化产业：政治经济与文化政治

1.1 新文化批判

阿多诺有关文化工业的论述与战后对大众化、工业化或“美国化”的文化的担忧，以及围绕着保护欧洲传统文化不受以上威胁的文化政策所展开的辩论有着共鸣之处。阿多诺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套关于现代主义美学与政治的理论，这是一条非常不同的理论道路。

“反主流文化”和1968年“五月抗议”等一系列活动意味着人们对现有文化等级制度发出了挑战。这一挑战重新掀起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现代主义与先锋派的辩论以及他们对政治和艺术表现形式的关注。那时，纳粹和苏联的“现实主义”美学明令禁止提及这些激进的艺术形式。但是，在发现了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传统所体现的激进意图之后，战后的民主文化政策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笼统地说，面对资本主义取得的显著成就，左派只能在文化这一块阵地上继续坚持并以新的形式进行反抗。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审视阿多诺提出的文化工业（作为文化崩溃或作为整个体系）问题。一方面，从他的第一篇文章开始，人们对文化工业的受关注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另一方面，他的相关论述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在英国，质疑阿多诺的主要有两大声音：英国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派。^[1]

1.2 英国文化研究

目前有关英国文化研究的文献数量巨大，但我们还是可以根据本文主题的需要将其分为三个方面或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针对的是社区中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和习俗，其目的是证明在“官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劳动人民的文化也具有合法性（比如Hoggart，1957）。这与雷蒙德·威廉姆斯对官方文化的研究是齐头并进的。他们都试图将艺术和文化的概念作为史实记录下来，并为研究提供更多的社会学（进步的）基础，而不是像T.S.艾略特和F.R.利维斯那样从官方的（保守的）角度来研究文化（Williams，1958；1961）。

威廉姆斯十分清楚社会体制对主流价值观的巩固所起的作用及符号产品与这些价值观的关系。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的一些新团体借鉴意大利（特别是葛兰西）和法国（特别是阿尔都塞）的理论将这类研究深入地开展下去。在接受了威廉姆斯的“普通文化”理论之后，他们抛弃了以前那些将商业“大众文化”看做对劳动阶级“生活方式”的威胁的看法，他们没有将新形式的流行文化——以音乐、休闲空间、服装、消费品为中心——看成是被动的消费，而是看作以积极的符号形式去抵抗主流的社会秩序（参见Hall，1976；Gilroy，1992）。

第三阶段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撒切尔倡导的新保守主义席卷英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研究人员深化了对符号的控制和反控制的审视。当新的（后）结构主义理论被用来解读流行符号产品之后，这种批评变得更加猛烈。一方面，评论家发现他们放弃了真正的经济分析，转而进行文本分析（Garnham，1990）；另一方面，也是更加令人担心的一方面，他们认为这种强调所带来的是一种更为模糊的文化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