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问题外交”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对华政策中日渐明显，印度不断就中印关系中存在的双边、地区和国际问题向中国提出交涉，试图通过在具体问题上试探中国对印度的真实心态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取得切实的对华外交成果。这种策略既因为印度对中国是否愿意与其建立并保持平等的大国关系心存疑虑，也因为印度对中印两国的现实力量对比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还因为印度对中印两国力量对比的未来走势存有信心。在这几种心态的交织作用下，莫迪的对华“问题外交”相对于曼莫汉·辛格政府时期既有突破，也有共同之处，表现得更加主动、更加不受两国长期共识的约束。印度在中国与南亚地区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莫迪的对华心态也就是印度制定对待“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时的心理基础，莫迪心态的复杂性决定了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其具体政策应对也是摇摆不定的。

一 莫迪对华“问题外交”的表现

所谓“问题外交”，指的是印度政府近年来对华执行的外交策略，即印度政府把中印关系解构为若干具体问题，并就这些问题不断向中国提出要求，并将中国对这些问题的回复是否符合印度的意愿作为衡量中国对印度尊重程度以及对中印关系重视程度的标准。印度的这一策略和中国的外交习惯不同，并不看重对双边关系整体状况的概括，如“战略伙伴关系”等。印度对华外交更关注两国关系的具体问题，2015年印度总理莫迪曾在演讲中提到，印度和中国之间存在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是许多问题。2016年以来，印度政府通过“问题”来衡量中印关系的水平、界定中印关系的性质并谋求具体利益的倾向日渐明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苏德·阿兹哈尔问题

马苏德·阿兹哈尔（Maulana Masood Azhar）是巴基斯坦极端组织“穆罕默德军”（Jaish-e-Mohammad）领袖，该组织涉嫌在2016年1月策划了针对印度伯坦果德空军基地（Pathankot Airbase）的枪击事件。印度政府随即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对马苏德采取措施，并且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马苏德·阿兹哈尔列入联合国安理会1267委员会^[1]的制裁名单。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印度的这一要求进行了多轮技术性搁置。直至2017年初，这一问题仍未取得突破。2017年春季，美国等西方国家向安理会再次提出将马苏德列入制裁名单的要求，仍被中国以同样手法搁置。

印度对中国的搁置多次表示强烈不满，批评中国在反恐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并且认为这是中国的南亚政策不平衡、不中立的表现。印度驻华大使顾凯杰曾对中国学者明确强调，印度认为马苏德问题是衡量中印关系是否稳定的关键参数。中国方面则强调，马苏德问题首先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问题，印度需要和巴基斯坦就此问题展开磋商。

中国的态度在印度朝野均引发了反弹，2016年印度排灯节期间发生的抵制中国灯具风波就是印度对马苏德问题做出的商业反应。不过，由于中国对印度用于排灯节的灯具出口早已交货，印度对中国灯具的抵制并不能在实际上影响2016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充其量只能降低2017年两国在这一领域的贸易成果预期罢了。

（二）印度的核供应国地位问题

马苏德问题仍然处在僵局当中，印度和中国又在印度的核供应国地位问题上爆发了外交争议。2016年6月，印度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要求以平等成员的身份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在韩国首尔举行的核供应国集团年会上，中国拒绝了印度的要求，理由如下。第一，集团议程上迄今未涉及具体“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加入的议题，这次年会的议程也没有这样的议题。第二，集团关于接纳新成员有明确的规定，涉及五条标准，既涉及技术，也涉及政治、法律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就是申请国必须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这是一个“硬杠杠”，不是中国定的，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2]而印度迄今没有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除了中国方面明确澄清的原因以外，就当前国际秩序下的中印关系而言，可能还存在第三个原因，即印度方面在年会前高调宣称，印度的平等成员资格已经得到了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支持，试图以此形成对中国的外交压力，迫使中国在所谓国际社会多数意见面前做出妥协。而这一策略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