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由中国与日本在2011年共同提议，2013年5月在文莱启动谈判，截至2016年12月，这一由亚太地区16个国家共同参与的区域一体化框架已历经16轮谈判和4次经贸部长会议。鉴于其庞大的体量，RCEP已成为当前全球“巨型FTA”（mega-FTA）当仁不让的代表之一，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共同塑造着全球经贸的新格局。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成员，日本不仅在RCEP的酝酿和初创阶段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其战略判断和政策取向也深刻影响着RCEP的发展方向与谈判进程。

日本对RCEP的政策取向包含着彼此交叉的诸多面向。出于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战略考量，日本成为RCEP破茧而出的重要推手；出于对中美博弈框架下经济外交诸路径的权衡，日本力图在RCEP、中日韩FTA及TPP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出于分享规则制定主导权的意向，日本在参与RCEP的同时，积极投身发达经济体在新一代国际经贸议程设置中的三角互动。本文旨在围绕上述三个层面，初步梳理日本对RCEP的政策取向及其背后的战略谋划。

一 从CEPEA到RCEP：日本对亚太经济合作的战略转向

在RCEP启动之前，日本曾倡议建立“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EA）。这一构想即东亚区域合作中的“10+6”模式，包括东盟十国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与RCEP的成员国完全一致。尽管在谈判参与方上并无二异，但作为对传统FTA的超越，RCEP并不是CEPEA的简单翻版。CEPEA仅涉及经济合作、贸易投资便利化、贸易投资自由化等议题，而RCEP谈判则覆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旨在建立一个综合的、高质量的区域经济合作伙伴关系。^[1]RCEP的启动与逐步推进使CEPEA、“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即“10+3”模式）等此前关于东亚自由贸易路径的多个方案汇聚。日本从CEPEA到RCEP的转向，既有显著的经济动因，也不乏深刻的地缘政治考量。

首先，RCEP是“安倍经济学”的重要支点，也是日本FTA战略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面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困境，安倍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从金融、财政、投资等多个层面推动日本社会的“经济再生”。“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促进民间投资的成长战略辅之经济开放策略，而完善多边贸易伙伴关系不仅将提升日本的对外经济联系，而且有助于通过外压进一步促进国内结构改革。为此，经济团体联合会接连在2013年5月、2015年1月、2016年5月发表请愿书和政策建议报告，呼吁尽早实现“高水平”的RCEP及中日韩FTA。^[2]

RCEP的要旨在于构建域内大市场和区域生产网络，挖掘并充分利用新兴市场及其中产阶级的巨大消费潜力。这一“巨型FTA”的真正实现将成为拉动日本经济走出低谷的有力牵引。相当一部分学者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和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对RCEP和TPP的宏观经济收益做了量化评估。例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系列研究测算，到2025年，RCEP的收益将达到5000亿美元，其中，日本的GDP将增长1.79%，约合958亿美元（参见表11-1），这一增长比例甚至超过了一般认为的最大收益国——中国。对于GDP实际年均增长率接近1%的日本而言，这无异于一剂强心剂。而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研究员川崎研一的研究，在撤销100%关税的情境下，RCEP将分别使中国、日本、韩国的GDP提升1.8%、1.7%和5.6%；在撤销100%关税并削减50%非关税措施的情境下，RCEP对日本GDP的提振作用甚至将高达2.8%（参见表11-2）。利博友和板仓健的共同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其设定的四个情境中，在第一种“亚洲路径”下，如果2017～2025年及2023～2030年分别实施RCE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但大米被排除在关税自由化之外，日本的福利将增长1%。^[3]

表11-1 主要国家加入TPP、RCEP、FTAAP带来的经济效应

表11-2 各个主要经济协定的宏观经济效果（对各国GDP的影响）

安倍政府的成长战略提出，到2018年日本与FTA伙伴国之间的贸易要达到其贸易总额的70%，而目前日本的这一指标仅为22.7%，即便算上TPP（16.8%）及日欧EPA，仍与目标相距甚远，而且大大落后于主要竞争对手韩国（67.3%）。不证自明，要想实现这一雄心壮志，日本与中国和韩国签署某种形式的FTA必不可少，而鉴于中日韩FTA谈判面临的现实困境，包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