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欧洲多个国家存在政治不稳定风险

2016年是欧洲政坛的“多事之秋”。包括难民危机在内的“多重危机”导致欧洲多个国家出现了政治不稳定现象，发生政治危机的风险也在加大，一向以稳定性为最主要特征的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政治局势遇到了各种挑战。

首先，对全民公投这一直接民主方式的应用越来越频繁，特别是一些与宪政有关的重大事项，但在公投结果与执政党的预期不符的情况下，极易引发政局不稳。2016年欧洲最重要的两次公投无疑是英国的退欧公投和意大利的修宪公投。

2016年6月23日，英国就其欧盟成员国身份举行公投，结果有将近52%的投票者赞成英国退出欧盟。这一结果不仅导致执政党保守党一度陷入混乱，而且包括工党在内的其他政党也均陷入不同程度的危机。而英国国内关于公投的争议始终没有平息，甚至引发了有史以来与公投有关的首例法律诉讼。更有甚者，由于苏格兰不希望英国退出欧盟，退欧公投还有可能导致英国的国家统一面临威胁（2016年10月，苏格兰民族党公布了第二次独立公投法律草案）。

2016年12月初，意大利举行修宪公投，反对比例为59.5%（投票率高达68.5%），公投宣告失败，总理伦齐辞职。此次修宪的目的本是改革现有议会两院制，以提高立法效率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但公投失败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意大利都不太可能再推行彻底的改革举措。与此同时，公投失败有可能进一步提升反对修宪、反对欧元的“五星运动”的影响力，并加剧国内政局的不确定性。

其次，民粹主义政党对欧洲政治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导致选举中各种“意外”频发。典型的如西班牙议会选举。此外，在德国和法国的地方选举中也表现出了这一特征。

2015年12月，西班牙举行议会选举，2014年刚刚成立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我们能”获得21%的选票，一举成为西班牙第三大党，而近40年来一直轮流执政的人民党和工社党均未赢得多数议席，导致组阁夭折。西班牙被迫于2016年6月举行第二次议会选举，但仍未有任何政党获得议会多数，而左翼选举联盟“我们能”获得了71个议席，西班牙再次陷入组阁僵局。虽然人民党最终于2016年10月底组成了少数派政府，从而避免了第三次选举，但由于它仅在议会占有少数席位，因此其执政地位并不稳定。同时，西班牙两党轮流执政的政党政治格局也受到了十分严重的冲击。

再次，东欧的政治局势同样不平静，部分国家出现所谓“民主的倒退”，其中尤以波兰为代表。

2015年10月，波兰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成为1990年以来首个获得议会多数的政党。它执政后不久就通过了一系列备受争议的法律，特别是对宪法法院做出了重大改革，将宪法法院通过决议的“门槛”由原来的简单多数更改为2/3，使宪法法院更加难以对议会和政府进行违宪审查。此举招致了国内反对派和欧盟的严厉批评，被认为是“民主的倒退”，波兰也从“民主转型的典范”变成了“欧洲的问题”^[1]。欧盟于2016年1月启动了针对波兰《宪法法院法》修正案和新《媒体法》的调查，这也是2014年以来欧盟首次对其成员国的立法启动正式调查，并指出必要时将对波兰进行制裁，包括取消其投票权，但并未给出建议性惩罚的最后期限。欧洲理事会主席、前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无论谁在波兰破坏“欧洲模式的民主”，都“在将我们所有人置于战略风险之中”^[2]。

二 政党政治格局更加分散并呈现向右转趋势

在政党政治方面，2016年欧洲各国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反建制派别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从而对传统主流政党和原有的政党政治格局构成了重大威胁。

在德国，选择党在2016年举行的5次州议会选举中均表现抢眼，得票率在12.6%至24.2%之间，已在10个州议会（总共16个）拥有席位，普遍预测它将在2017年大选后进入联邦议院。在法国，国民阵线在2015年12月大区选举的首轮投票中获得了将近28%的选票，居第一位。多项民调显示，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在2017年总统选举第一轮胜出的可能性极大，甚至有可能最终当选。在英国，公投退欧的结果被认为是民粹主义在“这个资本主义发源地对其进行的如此成功的打击”^[3]。在意大利，“五星运动”在全国的支持率与执政党民主党不相上下，2016年它在5个城市的地方选举中赢得了罗马和都灵两个市长职位。在西班牙，“我们能”的异军突起导致政府组阁险些两次难产。在奥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