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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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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普创作能力的发展(2004~2015)

    作者:张志敏 出版时间:2017年05月
    摘要: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探讨我国科普创作能力的发展。首先,从科普创作的内涵和外延出发,阐述国家科普创作能力的内涵;其次,尝试构建国家科普创作能力的评价指标,并从定量和定性两个角度描述21世纪以来我国科普创作能力的发展;最后,基于当前我国科普创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分析,提出繁荣科普创作、提升国家科普创作能力的建议。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科学普及被党和国家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科普创作作为科学普及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也迎来了发展的好机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大批科普佳作涌现,为当时文化教育水平较低的人民大众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1978年,中国科普创作协会成立,确立了科普创作的专业领域地位,并为其奠定了发展的新基础。时至今日,随着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被提到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人才基础工程的重要地位,科普创作作为科学普及工作的源头和基础,更是被赋予重要的时代使命,加强和繁荣科普创作、提升国家的科普创作能力日益成为科普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此背景下,探讨我国的科普创作能力,构建其评估指标并分析其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 国家科普创作能力

    (一)科普创作的内涵与外延

    “科普创作”一词的使用很广泛,它常见于科普创作者、科普研究者的学术探讨,也见于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的政策文件。总体上,当前的科普创作界、科普界乃至科技界对科普创作的内涵和外延有着基本的共识,但也不排除一定程度上的概念混淆和不当使用。

    1.科普创作业界内的理解和使用

    回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科普创作业界内部的学术探讨、观点与争鸣,可以发现,“科普创作”的内涵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的渐进过程,其外延也逐渐丰富起来。

    1979年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成立前后,出现了对科普创作的密集探讨。尤其是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科普作家、科学家等对科普创作热情寄语和论说,体现了那一时期对科普创作的理解和认识。当时,人们对科普创作的目标、原则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对科普创作的内涵并未形成明确说法,对其外延也有多重认识。回望当时的讨论,有几种明确的态度和观点:一是认为科普读物普遍被视作图书类科普作品的别称;二是认为科学文艺是有别于科普读物的作品形式;三是从发言代表的领域看,图书、期刊、美术、影视是科普创作的重要形式和阵地[1]

    1983年,《科普创作概论》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科普创作理论方面的著述。该书提出“科普创作是为了普及科学技术而进行的创作活动”,认为科普作品的传播媒介包括文字、图像、音响及三者的综合,作品形式则包括书、刊、报、广播、录音、图画、模型、影片、展品等;并列出创作者基于亲身研究、考察、体验所得的第一手科学素材,基于深入现场参观、采访所得的科学素材等六种作品类型[2]。此外,这部著作分门别类地对知识性科普读物、技术性科普读取、少年儿童科普读物、科学文艺、科学家传记、科技新闻、科普广播、科普美术作品、科教电影和电视进行了界定与创造规律探讨。应该说,《科普创作概论》是当时科普创作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成立初期的讨论争鸣基础上,对科普创作内涵的挖掘和外延的拓展都是开创性的,奠定了早期科普创作的理论基础。

    2007年出版的《科普创作通论》给“科普创作”下了与时俱进的定义:为达到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为了提高大众科学文化素质,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科普作家服务于科普和教育所进行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及其成果的输出过程[3]。这部著作阐述了包括科技应用文、知识性科普文、实用科技读物、科技新闻、科技讲演在内的叙述体科普作品的创作,包含科学散文、科学家传记、科学小说和科幻小说、科学童话、科学童谣、科学诗、科学美术作品、科普文艺演出作品在内的科学文艺的创作,以及包含科普影视作品、科普广播作品、科普宣传栏与科普挂图、网络科普作品在内的现代媒体中的科普创作。2015年,《科普创作通论》以《科普创作通览》为名出版了修订版,其中,将“科普创作”的概念进一步界定为:为达到科普的目的——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理解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而进行的生产各种科普作品,包括纸质文本、音像及现代媒体上的电子文本等的创作活动[4]。可以看出,科普创作的内涵及其外延在这两部著作中又得到丰富和发展。

    除了以上专著,纵观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科普创作的其他相关研究,发现他们普遍对科普创作本身没有太多关注,更多的是探讨某一科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