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系，“广州学”既是现代城市学研究的缩影，又是传统地方文史研究的重构。此二者的结合，突出显现在“广州学”的学科基础上——它不同于一般学科建构是由普遍哲学生发或其他多学科交叉影响下而产生的，“广州学”的学科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就根植于《广州大典》之中。虽然从出现时间上看，“广州学”这一名称要早于《广州大典》的编撰，但正是《广州大典》的出现，为“广州学”提供了深厚的文献基础、思想基础与社会文化基础。这三个方面不但构成了“广州学”未来研究的三个方向，同时，也为《广州大典》能应锲当代学术生态和社会语境，提供了三种渠道。

一 “广州学”的文献基础：从缺失到突破

在某些程度上，文献基础并非现代新兴学科得以建立的必备条件。学科构建的核心，是其独特的问题域。如传播学的建立，是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共同作用的结果。三者将自己各自关心，又相互关联的问题域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传播”作为学科的研究机制与教学传承。在此基础上，学科再重新梳理文献史脉络，将人类学术史上关于传播的各种论述“收入囊中”，如古希腊的修辞学、中世纪的宗教传播技术、但丁对俗语的论述、卢梭论语言的起源等，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科史。^[1]这种由现实问题出发，在学科建制完成基础上而探求其文献基础，整理学科思想发展史的做法，是现代新兴学科建构中较为普遍的一种表现。

作为城市学的“广州学”，其学科体系建立之初，也是如此。它主要以广州当代的社会发展研究为问题域，并力图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广泛借鉴多学科的学术视野，形成有所聚焦、有所突破的学术讨论。但《广州大典》的出现，直接改变了“广州学”的学科性质，它使“广州学”从一门新兴学科逐渐向有着深厚文献史支撑的成熟学科迅速过渡，极大地助推了“广州学”的学科建制进程。

《广州大典》的编撰初衷与现实意义中最为凸显的，就是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其所“辨章”的“学术”正是“广州学”；其所“考镜”的“源流”，就是“广州学”的思想史与学科发展史。如《广州大典·史部》杂史类收载《夷氛纪略》《夷氛闻记》《鸦片事略》《烟海庚辛录》《触藩始末》《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赵沅英稿本》《红巾军新会围城记》《粤氛纪事》、《粤东军变记》（稿本）等一批稿钞本，不但是研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重要史料，也是“广州学”社会发展史研究的重要文本；政书类收载清顺治、乾隆年间的《广东赋役全书》以及《善善堂租簿》《买物归来价值记》等一批稿本，不但对“广州学”有关社会发展的史学研究大有价值，对当代广州社会治理与城市建设也有所裨益；传记类所录140余种明成化至晚清广东乡试课卷，则既是研究清末广东科举历史、教育变迁的原始资料，也对当代广州城市文化建设和国学教育有重要价值；而《广州大典》所收录的清人日记30余种，其中谢兰生的《常惺惺斋日记》、杜凤治的《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均为未刊稿本，篇幅宏大，内容庞杂，对上述问题更是可为补充、可为互鉴，它们不但可以为了解清代中后期广州士绅和官宦的日常生活、行止心态，以及当时广州的社会历史提供极为难得的微观史料，同样也可以在文化人类学和新历史主义的现代学术视野中获得新的阐释空间。

另外，许多文献版本，或流失海外，或遗于民间，此番均得以由《广州大典》而搜集刊印，在文献意义上就与传统既定认识形成了“互文”性的对话。既可以通过《广州大典》的民俗史文本述说“广州故事”，也可以通过《广州大典》的思想史文本发现“广州人物”，还可以通过《广州大典》的社会史文本提供“广州经验”，甚至通过综合上述文本而形成的城市史文献中总结“广州模式”。可以说，《广州大典》提供的清晰可靠的历史文献材料乃是相续文脉，善莫大焉。

二 “广州学”的哲学基础：从学科到思想

现代学科体系建构的哲学基础，往往来源于其他学科。如地理学与政治学的相互作用，产生出“地缘政治学”，而这一学科的哲学基础深深扎根于上述两个学科之中。现代地理学以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理论”、现代政治学则以瑞典政治学家哲伦的第三帝国理论介入其中。^[2]这种学科基础的呈现方式，一方面可以保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