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席卷欧洲的中国风

1618～1646年，欧洲进行了一场持续30年的宗教战争，整个欧洲满目疮痍。而罗马天主教会针对宗教改革运动，发起了一场反宗教改革运动。为修补教廷受损的权威，重燃人们对宗教的热情，各地教会都热衷于兴建宏伟的教堂，把教堂装饰得金碧辉煌，以巨型的雕塑、庞大的家具、过度繁复的装饰、令人眩晕的穹顶画，营造出强烈的剧场感。

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巴洛克”（Baroque）的艺术潮流，挟着史诗般的非凡气势，喷薄而出，在绘画、雕塑、音乐、服饰、家具、建筑和园林等领域，把骄矜与夸张的形式推到了极致，交织出绚丽多变、热闹非凡、雄伟壮观的景象，以表达艺术家对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古典主义传统的蔑视，对宗教的狂热炽情和对生命的崇拜礼赞。在世俗王权与教会的共同支持下，以无限气魄，席卷欧洲，盛极一时。

饶有趣味的是，任何人在欣赏巴洛克艺术时，如果能够读到清道光年间《梦华琐簿》一书，当不能不为书中一段描写广绣粤剧戏服的文字所震惊：“其服饰奢侈，每登台金翠迷离，如七宝楼台，令人不可逼视。”^[1]这段文字，用来形容巴洛克艺术，竟一样传神贴切。

人们不禁讶然，中国艺术与巴洛克之间，究竟有什么内在关系，这种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东西文化的交流史上，16～17世纪是一个带有童话色彩的“轻信”时代。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停留在雾里看花的阶段。大家天真地相信那些由传教士、旅行家和商人所撰写的中国游记。其实，商人只在乎赚钱，把中国描绘为天堂乐园，有利于货物卖出更高的价钱；传教士也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不是对真实的中国感兴趣，而是只关注那些能够印证他们先验知识的事物。

经过这些人有意无意地渲染，中国恍如人间仙境，青山绿水，鲜花遍地，男耕女织，丰衣足食，人皆含哺而熙，鼓腹而歌。一般人会觉得，视觉图像总比文字真实可靠，当欧洲人看到那些精美绝伦的中国工艺品后，被上面所描绘鱼虫花鸟、野老山童、渔樵耕读的画面所吸引，旅行家们天花乱坠的描述，似乎变得信而有证了。

对设计师和艺术家而言，好像闯进了一个百花园。以瓷器、刺绣、漆器和壁纸等工艺品和书籍、图画为载体，中国素材大量涌入，遍地开花，信手拈来，都足以耸动观感。大量的中国民间工艺品，通过广州进入欧洲，一场声势浩大的“中国风”，在欧洲迅猛刮起。

1715年，法国路易十四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完结。不久前还令人热血沸腾的巴洛克艺术，将被活泼、精致、纤巧和烦琐所取代。而这一切，都将在洛可可（Rococo）艺术中得到体现。可以说，洛可可是艺术家对古典主义的进一步叛离，他们需要更世俗的、更富娱乐性的、更灵活精巧的东西，来颠覆在他们看来过于严谨和优雅的希腊古典艺术。来自中国的各种工艺品正符合以上要求，所以一拍即合，互相推波助澜。

洛可可的经典图案，多以贝壳为装饰，处处是盛放的鲜花、舒展轻曼的飘带和优雅的蔓藤花纹，大量运用嫩绿、粉红和猩红等娇艳色彩，簪星曳月，浪漫写意。这和17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诗意想象十分吻合；与中国明、清时的山水画和水墨写意花鸟画，亦有相通之处。因此，洛可可吸收了不少中国艺术的养分，又通过欧洲商人提供样式，在中国大量订制工艺品，反过来影响中国艺术。

反观这个时期的广州的外销艺术品，受洛可可风格影响的痕迹，亦至为清晰。在欧洲人看来新奇有趣的中国元素，对广州的工匠艺人来说，早已烂熟于心，在设计工艺品时，理所当然地加以利用，有时甚至不管构图和谐与否。比如在纹章瓷中，便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搭配：在欧洲家族的纹章四周，围绕着的是与纹章毫不相干的中国仕女，国画风格的山水、花、鸟、鱼、虾、蟹纹等。

这种“拼盘”之作，初看时觉得形式上杂乱无章，但到欧洲后，反而让人耳目一新，甚至产生甜美的梦幻之感，正好迎合了洛可可的趣味潮流，因此受到人们的热烈追捧和竞争模仿，形成了一股“Chinoiserie”（中国风格）的旋风。

这时岭南工艺无论形式与风格，都开始独树一帜，别开天地。例如，彩瓷与早期的三彩、五彩瓷，已渐渐拉开距离，追求构图的繁复热闹，色彩的金碧辉煌，表达情绪炽烈张扬，堆金积玉，满目繁花。这种风格，同样出现于粤绣。在广州状元坊出品的珠绣云额、珠绣拖鞋、钉珠围裙、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