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提出从“岛国”走向“海洋国家”的国家发展构想是日本海洋战略理念的实质性飞跃，与日本的“正常国家论”、谋求政治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直接关联，是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转型。为了落实上述海洋战略意图，日本在通过《海洋基本法》和《海洋基本计划》的基础上，以落实海洋权益的名义，不断扩大“排他性专属水域”范围，频频制造亚太地区海洋纠纷，力图构建所谓海洋国家联盟，主导亚太地区海洋安全事务。日本2016年度《防卫白皮书》和《外交蓝皮书》中将亚太地区海洋安全问题扩大化，恶化钓鱼岛、东海和南海问题事态，渲染“中国威胁论”，强化日本海洋战略的对华海权攻势。日本海洋战略指向性的调整进一步破坏了中日关系及亚太海洋安全环境，增大了东亚国家间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等问题的处理难度，给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因素。

日本的海洋战略调整必然会反映在具体的海洋政策实施之中，安倍政府力争在国际社会确立海洋“法治”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安倍首相在其于2016年初第190届国会上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表示，今后还将继续确保亚洲及环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日本应在其中起到引领作用，还必须履行肩负的重任。安倍在国会施政演说中指出：“我国将进一步强化与共享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国家之间的合作。我们一直以来不断加深与东盟（国家）、澳大利亚、印度、欧洲等国家（地区）的战略伙伴合作关系。今后我们会进一步拓展这一关系的广度和深度。”^[1]安倍的上述执政理念道出了其价值观外交的重点，即要整合亚太甚至全球具有相同价值观的相关国家，形成所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6年的日本外交以5月的七国集团（G7）首脑峰会（伊势志摩峰会）为对外关系的最大课题而展开，安倍执意设置一个体现日本作为亚洲代表且具有主导性的议题，将东亚海洋安全问题及中国海洋维权活动作为国际海洋安全保障问题提出，并对此加以深入讨论。如果说日本海洋战略有所调整的话，那就是以“航行自由和法治”为幌子，通过构建全球性海洋民主安全联盟，介入“南海仲裁案”，遏制中国海洋维权活动，体现了日本海洋战略的现实主义海权图谋。

一 新安保法成为日本实现海洋战略的法治依据

日本海洋战略调整及政策实施已完全背离其二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理念。随着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相关“安全保障相关法”生效，自卫队违反“和平宪法”海外动武成为可能。对此，安倍首相在2016年初的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辩称：“我们的自卫队将在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下，为世界和平做出较以往更多的贡献。和平安全法制获得了来自世界的支持和高度评价。对其贴上‘战争法案’标签等的批判是毫无根据的。这就是最好的佐证。”“现在已不是任何国家仅依靠一国之力就能守卫和平的时代了。为本国防卫目的而允许行使部分集体自卫权等使无疏漏应对成为可能，并提高威慑力。”^[2]这样的言论表明，安倍政府以和平主义的旗号继续强化日美军事同盟，行使海外集体自卫权，借此增强日本自卫队的军事实力，以一贯的“中国威胁论”渲染东亚周边紧张局势，力求在海洋战略层面遏制中国海洋维权。2016年3月生效的日本新安保法及其安保法制已全面铺开，作为日本自卫队海外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法制化依据，这是自二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的一个质的变化，将对亚太及全球海洋安全环境及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从新安保法通过的政治目的来看，早在2006年安倍首次上台时就提出过力求实现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到“修宪”的执政构想，只是安倍短暂的任期未能实现。老牌保守政党自民党经过几年的在野自省，总结失败的教训，修宪的意愿更加明确。2012年底以安倍为首的自民党成功击败民主党再次上台后，随即将解禁集体自卫权提上议事日程，并形成内阁决议案付诸日本国会强势通过。这样日本就有了可以在海外与同盟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法律依据。

从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容来看，更多涉及海外的海洋安全问题，主要集中于日本如何在可能的冲突及战争中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问题，重点涉及应对“灰色地带事态”“重要影响事态”“存亡危机事态”三个方面的内容。而这三种事态如何进行判断、解释和应对完全由日本最高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