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国家论”在日本经历了幕末的锁国海防论、开国海防论、开拓海防论等最初的形塑，二战后又因高坂正尧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中所提出的“海上通商国家”模式而从各种国家发展论中脱颖而出。此后，在海洋安全、海洋开发等相关主题的论著在日本社会陆续问世的同时，随着80年代后泡沫经济的形成、破灭并迎来冷战的终结，日本再次被推向国家身份重新定位的关口。直至世纪交替之际，“海洋国家论”再次因“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所启动的为期4年的“海洋国家研讨小组”系列研究的面世而获热议。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各国间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联系日渐紧密，世界格局呈现出种种变数，而日本国内自安倍第二次组阁以来，追求“政治大国”“正常国家”的呼声渐涨，国家认同总要在特定话语中才可获得建构，“海洋国家”作为寻求国际秩序中国家定位的特定话语^[1]，因此又有了新的内涵延伸与发展。特别是在2016年反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情势之下，民族国家的命运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已成相关理论研究的焦点。^[2]日本的“海洋国家”话语建构也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本报告以2016年度为期，主要考察日本主要媒体、学界论著、政治团体主张及官方论调中的重要观点，分析其中的“海洋国家”话语构成及特点，阐明话语得以获得建构所需的支持条件，揭示话语建构所指向的目的，预测话语建构的今后走向，并探讨我国的应对策略。

一 日本“海洋国家”话语构成及特征

话语的本质是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一国的国家身份因特定语言的表述而被赋予特定含义，特定的含义则又会反过来建构国家身份的“现实”。^[3]《广辞苑》对“海洋国家”的解释是：“四周被海洋包围的国家，即岛国。”^[4]由此可知，“被海洋包围的岛屿国家”这一地理环境属性是海洋国家概念中的核心。2016年1月初至12月底的日本主要媒体、学界论著、政治团体主张及官方论调中关于“海洋国家”的相关表述基本呈现出“海洋国家+特定文本”的话语构成态势，表达了“海洋国家日本怎么样”“海洋国家日本为何是这样”“海洋国家日本应该怎样”等含义，而这些嫁接得来的话语含义又呈现出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较为显著的特点。

（一）话语构成

1.“海洋国家+受到威胁”

话语构成的一种主要表现是将“海洋国家”与“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对接，强调日本作为“海洋国家”遭受危机和解决危机的紧迫性。在这一系列的话语中，“威胁来自中国”被作为不证自明的前提，完成“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是如何遭受来自中国的海上威胁”的叙事。通过梳理相关表述内容可知，支持这一话语构成的内在逻辑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强调“中国海上威胁”本身的严重性。2016年8月，因我国江浙闽沿海的大批渔船在禁渔期结束后大量涌入东海捕捞，为避免紧急事态发生，我国政府派出了大量的海警船赶往现场进行管理疏导。这一举措被日本政府所利用，外务省借机进行了一场面向国际社会的“愤怒”表演，不仅公布了当年8月起向中国频繁提出抗议的时刻表，以及自2012年以来中国公务船在该海域数量的增加趋势，进而预测了至2019年为止“激增”的趋势^[5]。同时，8月9日岸田外务大臣在“紧急召见”程永华大使时，故意让程大使在众多媒体的镜头之下在会议室里空等了整整8分钟，意在将这一事件塑造成“中国政府最高领导层结合各种因素故意导演了这一次‘保钓行动’”。对此情况，2016年10月，东海大学教授山田吉彦还在媒体上以“海洋国家日本的责任”为题撰文指出，应推进海上保安厅与自卫队合作机制上的法制建设，“抵御中国公务船对日本领海的侵犯”。^[6]

第二，强调与其他国家“共同遭受中国海上威胁”。这一类话语构成在2016年频繁出现，显然与南海问题密切相关。首先是南海各国被定位为与日本一样的海洋国家。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2016年12月指责中国“不顾本国以外权益的姿态明白无误”，而“日本作为亚洲的海洋国家，与南海地区的和平与安定直接相关”，^[7]显示了对同为“遭受中国‘海洋进出’严重威胁的沿岸国家”的菲律宾等国“共有危机意识”。^[8]

第三，将中国的“海上威胁”与“经济威胁”捆绑宣传。在2016年5月举行的七国集团（G7）伊势志摩峰会上，日本作为轮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