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以下简称“钓鱼岛”）包括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南屿、北屿、飞屿等多个岛屿。自2012年野田政府宣布“购岛”以来，日本对华外交中的钓鱼岛因素开始凸显且日益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突出矛盾之一。为有效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学界已就钓鱼岛历史经纬与国际法理开展了多项文献考据与实证研究^[1]，但从政策科学的视野深入剖析日本钓鱼岛政策机理的研究仍亟待丰富。实际上，第二届安倍内阁成立后，其更加注重从“海洋国家”及国家安全等战略视角思考与部署日本的钓鱼岛政策。有鉴于此，我国应集中梳理安倍政府最新的涉钓鱼岛（以下简称“涉钓”）政策构想与现实政策的特点，分析日方利益诉求与政策目标，不仅有助于把握其政策规律与逻辑，也对我国有针对性地开展对日工作有所裨益。

钓鱼岛问题重要且敏感，“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关涉中日关系的发展水平与进程，亦会对两国的安全环境产生持续性影响，因而钓鱼岛问题在中日各自的安全战略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分量。2016年，安倍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突出表现为继续强化实质性控岛及着力对华较量。这一政策思路的逐步落实无疑使偶发事件演变成不测冲突的可能性大为增加。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在日本谋求涉钓优势、加强海空巡防与抵近侦察、大搞针对性军演等举措的背后，贯穿始终的是以谋求“军事崛起”为代表的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与层面的“全面大国化”的夙愿。安倍政府在涉钓问题上的政策措施给中日关系带来了常态性考验和干扰，使两国在一定时期内难以有效建立战略互信的良性关系。

一 日本安全政策新特点

为确保国家利益及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在涉钓问题上安倍政府正积极谋划布局。从日本已公布的诸项官方文本看，其涉钓安全政策具有如下特点：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纲，通过提升自身能力构筑联合机动防卫体系；以重新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契机，通过深化日美安全合作搭建有效联防体制；以应对中国为主攻方向，谋求综合施策，确保博弈优势。上述“三位一体”型政策“适时”推出，既强调内外结合，又力图突出重点。其短、中期目标是建立日美同盟治下的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秩序。

（一）提升自身能力，构筑联合机动防卫

近年，日本政策界主流在领土问题上的共识渐趋形成。其主流观点是，海洋安全战略的根基只能是自助努力，立足于“自己的岛屿自己防卫”。以此认识为前提，为达到有效控岛，日本正通过战略谋划、系统部署与积极动员强化自身的应对能力。

早在2013年酝酿《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期间，安倍就曾指示大力强化海域警备能力及海洋监视能力。2016年12月，安倍明确表示要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纲，大幅加强海上保安厅的体制与能力。^[2]应当说，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决策层对海洋安全的思考也是《强化海上保安体制相关方针》出台的重要背景。为此，日本内阁还专门召开了“强化海上保安体制相关阁僚会议”^[3]。当前，日本正在加快其海洋安全战略转型的步伐，欲以全国“一盘棋”强化海上保安体制，构筑联合机动防卫能力，力保无缝应对涉钓各种事态。

其一，强化海上保安体制，包括建立领海警备专属队伍及全国海上保安支援派遣机制等。2016年4月，海上保安厅在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建立了涉钓专属警备体制。目前已完成专用于钓鱼岛周边警备的新型巡逻艇的建造和可搭载直升机的巡逻艇的调配并确保职员人数，此前一直向其提供支援的其他管区的负担将得以减轻。今后除了便于应对辖区内各种事态外，一度中断的海上训练也可重启，海上保安整体机制有望得以强化。2016年10月，宫古岛海上保安署升格为保安部。《强化海上保安体制相关方针》指出，为确保周边海域安全，有必要扩充与加强“一元化”的综合调整机制。具体到涉钓问题上，重点是强化该海域海空专属警备与大规模事件应对体制。主要装备及预算也均有明显提升。与2012年末相比较，海上保安厅1000吨以上的大型巡逻艇增加了10艘、强化型巡逻船增加了3艘（预定今后再增加6艘）等，2016年末，保有455艘船艇及74架飞机。2016年末，海上保安厅定员13522人，预算额为1877亿日元。随着形势的变化，海上保安厅紧急增员200余人，预算也进一步上调为2100亿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