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已经三周年，2017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4月1日雄安新区正式设立，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非首都功能疏解已经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在非首都功能疏解、交通一体化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也存在一些症结与障碍，如“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尚未完全打破、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及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配套政策等仍需进一步改善。本文在全面梳理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展与成效的同时，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运用指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状水平进行定量测度，试图找出协同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 主要进展与基本成效

（一）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协同发展迈入新阶段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2·26”讲话，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三年来，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与定位、战略重点与实施路径等方面的一系列规划相继出台，为区域协同绘就了一张目标明确的发展蓝图，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已经基本完成。

1.规划战略陆续出台，协同任务日益明确

2015年4月30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简称《规划纲要》）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关键阶段。《规划纲要》明确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方向及发展重点，围绕交通、产业、生态三大重点领域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划。

发展规划方面。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标志着京津冀区域已经进入更高水平的协同发展阶段，这对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2016年2月，《“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由国家发改委印发实施，其中进一步明确了京津冀未来五年的重点任务，包括创新发展、转型升级、互联互通、绿色发展、共享发展、文化传承创新、依法行政、开放发展、深化改革等，构建了一个目标一致、层次明确、互相衔接的协同发展规划体系。此外，《京津冀协同发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年）》《京津产业新城总体规划（2016～2030年）》（草案）等涉及区域发展总体规划的文件政策也已陆续出台。2017年3月28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年）》（草案）公布，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科学配置资源要素等成为北京未来发展的重点。

重点领域方面。在交通发展方面，2015年《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率先突破的实施方案》正式下发，明确了交通一体化建设目标，京津冀交通发展互联互通新格局谋定起笔。在环境保护方面，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出台，从国家层面首次为京津冀地区划定了生态红线。在产业发展方面，陆续出台了《京津冀自助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京津冀地区快递服务发展“十三五”规划》《京津冀商贸物流协调发展规划》等具体规划，使产业协同在各领域稳步推进。

法制建设方面。2017年2月，《京津冀人大立法项目协同办法》基本确立，在交通、环保、产业等领域，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和立法保障。三地协同立法实现了从松散到紧密、从单一到统筹、从口头到制度的转变，在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上实现了全面突破。

2.合作协议陆续落地，协同发展加速推进

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三年来三地签订的一系列战略合作协议已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以2014年为例，京津冀三地通过园区共建、加强科技协作等方式，从实体经济、创新驱动等方面，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序进行提供动力。2014年7月，北京、河北以园区合作为载体，签署了《共同打造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框架协议》《共建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合作区协议》《共同推进中关村与河北科技园区合作协议》等，从实体经济发展层面，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奠定了基础；8月，北京、天津签署了《共建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合作框架协议》《关于共同推进天津未来科技城京津合作示范区建设的合作框架协议》等；10月，京津冀三地签署了《京津冀智能制造协作一体化发展大联盟》框架协议等。除此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