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结构指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的相互作用以及所形成的空间集聚程度和集聚形态。陆大道先生曾将其归纳为六个研究领域，分别是：区域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构架或脉络，最佳企业或城市规模和中心地等级体系，以城镇居民点为中心的城郊土地利用空间结构，空间相互作用，空间结构的演变。^[1]这其中，前五项为静态分析，后一项可看作对前五项的动态分析。前五项中，第三项的企业规模和第四项的城郊土地利用结构适用于中、微观空间尺度，其余适用于中、宏观空间尺度。本文结合京津冀地区的空间尺度特点，将讨论分为五部分。

在探讨空间结构前，有必要对京津冀地区空间范围做一界定。其实，从早年的“首都圈”到今天的“京津冀”，空间外延曾出现过“2+5”“2+6”“2+7”“2+8”“2+11”等不同方案。^[2]李国平、孙铁山等从空间和功能两方面解释了这一现象：首先，从空间上看，不同时期核心城市辐射强度不同，会导致以北京为核心的“首都圈”范围呈现分层次、分阶段向外扩张的趋势；^[3]其次，从功能上看，京津冀各城市间存在着多层次的联系——既包括经济联系，也包括文化联系、生态联系等——不同功能联系所代表的空间外延各不相同。^[4]近年来学界研究充分验证了该结论，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点——不同时期学者对京津冀空间外延的认识大体呈现逐步扩张的趋势：20世纪以“2+5”“2+6”为主；21世纪的最初五年发展到“2+7”；之后又加了石家庄，变成“2+8”；近五年特别是国家推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之后，又增加了衡水、邢台和邯郸，变成包含全部“两市一省”的“2+11”。尽管目前学界就“2+11”方案不再存有争论，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涵盖了早年不同空间外延的研究。

一 空间组织架构

空间组织架构研究的理论基础在于点轴理论和圈层结构理论。特别是点轴理论自1986年由陆大道先生公开发表后，对我国中、宏观层面的空间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5]在整个京津冀地域范围内，围绕一些重要节点，会形成若干发展轴线，譬如京津塘发展轴、京石邯发展轴、京唐秦发展轴、滨海发展轴等（不同研究其称法略有不同），^{[6][7][8][9][10]}还有学者认为京九沿线也会成为潜在的发展轴。^[11]对于这些发展轴线，学者们主要参照其区位特点、资源禀赋、行业基础，提出相应的产业发展策略。

建立京津冀空间组织架构应注意尺度的问题。空间尺度不同，组织构架可能产生不同形式。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我们经常提及的京津冀城市群，虽冠以城市群的名称，但其形态、规模更类似于戈特曼提出的大都市带，它是由众多城市群组成的一个集合。这其中，不仅北京、天津与各自周边的中小城市、城镇发展成为北京城市群、天津城市群，像石家庄、唐山乃至邯郸、保定这些中心城区人口达到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假如它们与周边“拱卫”的中小城市、城镇能达到一定的联系（以通勤联系为主）门槛，均可视作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实际接近于国外“都市圈”“都市区”的概念，它们都具备“中心城市+郊区”的空间结构特征，大多呈现单中心结构。^[12]近年来，这一认识在实证研究中已得到充分体现。^[13]

对都市区而言，由于空间尺度缩小，且多围绕一座特大的中心城市展开布局，故关注点不同于整个京津冀地区。显然，圈层结构较之轴线系统更有助于我们认识这类单中心区域的本质。陈秀欣等曾在京津冀地区中选出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四个单中心都市区，进行单中心区域密度函数分析。由于人口密度随距离分布不存在线性关系，回归前先对距离（自变量）和人口密度（因变量）进行Box-Cox转换，再将对数转换后的人口密度和平方根转换后的距离进行函数拟合，结果四大都市区密度函数的截距（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的回归估测值）和斜率（人口密度梯度的回归估测值）均有所增加，这反映了1990～2000年四大都市区具备相似的变化趋势：中心城区人口增加，人口密度随着中心城区距离的增加而衰减得更快，四大都市区在20世纪末仍处于向心集聚的阶段。另外，考虑到京津冀各大都市区是同时存在并相互作用的，因此，进一步采用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拟合整个京津冀空间格局，以期更符合实际情况。通过模型拟合，计算出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