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中东学者詹姆斯·比尔和卡尔·利顿在《中东：政治与权力》一书中指出：“不首先考虑中东地区的宗教特点，就不可能理解这里复杂的政治结构。”

伊斯兰政党是伊斯兰教政治参与的现代形式，要深刻解读各伊斯兰政党的思想意识形态与实践行为模式，就必须追根溯源，深入研究伊斯兰教与政治之间的共生关系。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开始在麦加传教，规劝人们信仰唯一的真主，按照伊斯兰信仰和道德准则来生活。穆罕默德的传教威胁到了麦加多神崇拜的贵族们的利益，遭到了抵制与迫害，难以立足。被迫迁徙至麦地那后，穆罕默德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创立了以伊斯兰共同信仰为纽带的穆斯林社团（乌玛）。这个重大的决定，使无论是先知穆罕默德本人的角色，还是伊斯兰教的性质，都产生了深刻重大的改变，并影响至今。穆罕默德既是发布天启、带领穆斯林履行义务的宗教领袖，又是解决社团内部纷争、抵抗外敌入侵的政治领袖；伊斯兰教宗教思想改变了阿拉伯人以血亲氏族为纽带的人际关系，伊斯兰教法规范了穆斯林的行为举止并整合了阿拉伯社会；以对真主的信仰、崇拜和宗教情感为纽带建立的麦地那乌玛，逐渐演变为具有政治结构和社会功能的宗教国家。

随着伊斯兰教宗教思想的确立和发展，其政治思想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形成，对伊斯兰政治传统的形成与变化产生了决定性作用，时至今日仍是各伊斯兰政治团体所奉行的坚定理念。

伊斯兰政治思想的核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尊经崇圣与传统政治形式的理想化。“经”指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主的宗教启示与经典，“圣”指先知穆罕默德，“崇”是推崇而不是崇拜。《古兰经》是真主的语言和启示，由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口头传诵，被圣门弟子记录整理，后统一于标准本《古兰经》。对于穆斯林来说，《古兰经》是真主的启示，是伊斯兰教教义的准则，也是伊斯兰教法的渊源和立法的首要依据，还是宗教生活、社会生活和道德行为的标准。先知穆罕默德生前的言行，包括他默认的传统习惯（逊奈 ），被不同的圣训学家记录整理，逐渐形成了逊尼派穆斯林所认可的四大圣训实录，是仅次于《古兰经》的第二立法源泉。《古兰经》和圣训所体现的宗教精神和宗教价值是永恒且不可超越的。在先知及四大哈里发时代，社会结构比较简单，广大穆斯林享有广泛的民主与平等，四大哈里发均通过协商（ ）与推举选出。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实现了人与真主的律法的统一，神圣的伊斯兰教法是规范社会与治理国家的唯一依据。这一时期被后世的伊斯兰宗教学者和广大穆斯林视为“黄金时代”，不断地加以论证与解释，先知及四大哈里发的人格被理想化，教法统治、协商与推举等政治行为被赋予了神圣与正义，成为伊斯兰政治的优良传统。宗教、历史、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回归先知时代精神，回归伊斯兰原旨教义，形成了伊斯兰教的复古机制。即，以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和最初的实践作为进行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评价现行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以最初几代穆斯林的社会生活为理想和终极目标，力图使偏离了伊斯兰理想的社会重新返回理想状态。

第二，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的二律背反。伊斯兰教关注来世，也同样重视现世；既是精神的修行，又是现实的政治。可以说，宗教理想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是其显著特点。先知穆罕默德传教时期就曾灵活运用现实主义的策略，团结力量与麦加贵族进行武力斗争，最后取得胜利，可被视为伊斯兰现实主义政治的最初体现。在这之后，现实主义政治继续发挥其影响力，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由协商推举转变为世袭制，这一制度的转变与理想化的政治形态有了巨大的差异。面对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宗教学者采取了现实主义的策略，即谁夺取了权力，谁就具有合法性。^[1]

当代阿拉伯国家政治中，也可见到现实主义政治的身影，这些国家有的将伊斯兰教作为国教，有的将《古兰经》作为宪法，还有的将其作为立法的主要源泉。但是这并没有妨碍这些国家在社会政治实践中采取现实主义的立场，积极地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

当代伊斯兰政党的产生、发展与变化，时刻体现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一方面，伊斯兰政党渴望回归，在国家实行伊斯兰教法，确立伊斯兰立国基础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