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剧变数年来，地区旧格局被彻底打破，并出现系统性崩溃迹象。目前，民主转型基本失败，国家治理模式探索前景黯淡；地区博弈宗教化色彩加重，“地缘争夺+教派冲突”特征明显；“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导致地区秩序根基动摇；美国既定战略部署被打乱，中东政策进退失据。在可见未来，中东难以建立起新秩序，动荡持续将成为阿拉伯世界“新常态”。

一 民主转型未能拯救阿拉伯国家，治理模式探索任重道远

中东剧变以来，阿拉伯世界国内政治变化剧烈。如果说2011年是“政权更替年”，2012年是“民主转型年”，2013年是“转型异化年”，那么2014年就是“动荡加剧年”。中东剧变前，阿拉伯国家主要靠强人政治维护稳定与发展，但内部矛盾长期积累，加上西方渗透和推动，最终使突尼斯、埃及等国威权政体相继垮台，并相继启动“民主化”进程。然而，民主转型未能拯救阿拉伯世界。

从政治角度看，政治制度究竟需要“集权”还是“分权”，主要取决于国家发展阶段和面临的主要任务。发展中国家因面临任务众多，一般以集权政体居多。阿拉伯国家面临的问题比其他国家更复杂艰巨，因此更需要确保集权和强政府。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中东强人政治和集权政体长期盛行。2011年中东强人政权纷纷倒台，真正弊端并非“集权”本身，而是当权者背离人民，使公权力变成权贵捞取好处的方便工具。因此，解决该问题，应该是在夺取政权后，用“革命者的专政”代替“反革命者的专政”，而不是从“集权”转向“分权”。

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政局动荡和安全形势恶化。中东剧变前，阿拉伯国家当权者牢牢掌控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有能力为民众提供安全稳定等“公共产品”。但随着威权政权垮台以及民主化启动，相关国家不同程度出现中央政党内耗、权力空转、安全形势恶化等种种新问题。埃及短短四年已经历两轮政府更替，尤其2013年7月军方将穆尔西政府赶下台并强力镇压穆兄会，导致该国教俗矛盾空前激化，极端分子以西奈半岛为基地，频繁针对军警发动袭击。利比亚在卡扎菲倒台后涌现出1700多支民兵武装，这些力量相互掣肘和征战，导致政治过渡曲折艰难，当前该国出现“两个议会、两个总理”，制宪、总统选举等议程再次搁置。也门在2012年哈迪政府上台后，始终未摆脱恐怖蔓延、经济崩溃、分离主义等问题。2014年9月，北部胡塞武装占领首都萨那，并在2015年1月占领总统府，使该国政府运行陷入瘫痪。叙利亚动荡演变为全面内战，并持续至今，造成10万多人丧生，仅2014年就造成7.6万人丧生，为数年来最高纪录。突尼斯相对较好，但也深陷各种政治势力博弈的复杂局面，其间两位反对党领袖被暗杀，临时政府3次更迭。

从经济角度看，当初阿拉伯民众起身造反，谋求改善经济状况是重要动因。但导致“阿拉伯综合征”的根源，是若干结构性问题，因此这些国家要想摆脱困境，需要对现行阶级结构和政治经济路线进行全面变革。但民主转型与生产关系变革实际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要真正改善民生，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平等，就需要强行打破现行阶级特权，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而完成这些任务又需要强人统治和高度集权；而要实行宪政民主，前提就是默认现行政治经济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对现行经济和阶级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换言之，民主转型非但无法解决阿拉伯国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反而妨碍了真正变革的发生，由此决定了中东民主转型注定“只开花，不结果”。

从实践情况看，缺乏治本之举，加上政局不稳，使相关国家经济状况非但未好转，反而雪上加霜。埃及外汇储备从剧变前的360亿美元降至160亿～170亿美元，债务总额达2400亿美元，仅年息就达282亿美元，国际信用等级5次下调，埃及社会至少倒退15～20年。^[1]利比亚由非洲最富裕国家变成半失败国家。截至2014年9月，武装冲突导致25万利比亚人逃离家园，10万余人逃离本国。^[2]2013年石油出口量降至不足产能10%，2014年石油生产几乎完全停止。^[3]突尼斯原本是“非洲经济优等生”，但政治剧变后经济持续下滑。GDP增长率从2010年3.6%降至2014年2.3%～2.5%；失业率从2010年的13%增至2014年的15%。叙利亚经济更是元气大伤。据估算，经济恢复到2010年水平至少需要30年时间。^[4]总之，民主转型并未给阿拉伯国家带来繁荣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