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二次地理大发现：澳门战略地位的再思考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在世界上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反响。它的深远意义正逐步显示出来。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堪称第二次地理大发现。众所周知，从15世纪开始，人类开始了第一次地理大发现，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发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海上航路的开通，把遥远的岛屿和大陆都联结在一个世界性的市场中。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澳门居住权，以及澳门作为商业港口的建立，正与西欧和东亚的商业往来密切相关。自那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经过三次大扩散，逐步建立起一个以西方为中心、以地理大发现为基础的现代化秩序。它到今天还在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经济和社会格局。但是这种强行推广的西方价值观和民主政治模式排斥了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危机，如同英国学者汤因比所说的，“帝国的衰落来自于对外的过度扩张和社会内部扭曲的扩大”。^[1]大国兴衰的历史证明：唯有一个大国自身保持不断创新的活力，率先提出和实践全球性的议题，引领全人类发展的价值观念和方向，才能吸引广泛的盟友，这就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精髓。而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战略，突出了市场引导、互利共赢，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遵循国际规则和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调动各方积极性，将文化与外交、经贸密切结合，形成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贸易协调发展态势。

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战略，涉及4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和20多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规划了五条经济路线：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方向是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地区经南海到印度洋，延伸到欧洲，从中国沿海地区经南海到南太平洋。

“一带一路”战略一方面使得中国可以向沿线沿路国家主动推广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能，超越了西方开创的全球化所造成的东西方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也顺应了21世纪非西方国家稳步崛起、希望广泛融入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大趋势，为沿线沿路国家人民带来发展的福祉。这一战略的实施，将推动中国和沿线沿路国家在更广阔的空间内进行文化产业资源包括市场、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的互联互通。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指出的：每一个新兴大国，都会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创造和推广自己的体系。“比如欧洲的典型方式就是海上扩张加殖民帝国，而美国则是空中优势和全球经济霸权，中国同样也会以崭新的方式来展现其实力。”^[2]

有鉴于此，中国政府所构建的关于“一带一路”的战略格局，分别给予了中国诸多城市和地区新的战略定位——长江经济带、沿海经济带、欧亚大陆桥经济带是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π”型动力轴，也是中国拓展文化产业空间的核心内容之一；西北和东北地区是“一带”的核心区；中原地区要建设成为内陆开放型的经济高地；而西南地区将成为中国“一带一路”连接东南亚、直通印度洋的战略支点。在这样一种新的大格局和大棋局上，澳门应该找到自己新的重要地位。澳门在历史上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是第一次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体系向亚洲拓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今天，作为中国特区的澳门应该敏锐地把握这一历史性机遇，我们可以把它认定为联系海陆、融汇中西的文化枢纽，它应该是集聚文化战略资源的国际性平台，担当起中国推动国际文化合作和文化贸易的重要基地。必须指出，这样的一种战略和定位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它大体上以近期3年到5年作为最重要的战略机会窗。如果澳门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这个机会窗的时间就会很快地过去，澳门就失去了依托“一带一路”来振兴自身文创产业和文化贸易的宝贵战略机遇。

二 “一带一路”上的集成创新：澳门要提升吸引力

面对这样一种态势，澳门以及其他城市，应该深入研究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形成集聚力和吸引力。环顾今日之世界，人们对城市功能的评价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转变，对一个城市地位和作用的评价不再仅仅依据它的人口规模、经济总量、蕴藏的资源，而更强调城市的创新、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