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区域

由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京津冀城市群空间范围不断调整和变动。最初京津冀城市群规划的范围为“1+6+3”模式，即北京加河北的张家口市、承德市、保定市、廊坊市、唐山市、秦皇岛市再加天津北部的宝坻区、武清区、蓟县；而后京津冀城市群规划的范围为“2+8+4”模式，即北京、天津两个核心城市，唐山市、廊坊市、保定市、石家庄市、秦皇岛市、沧州市、承德市、张家口市这八个次中心城市及滨海新区、通州新城、顺义新城、唐山港新城；最终京津冀城市群规划的范围为“1+9+3”模式，把石家庄市、衡水市、沧州市纳入京津冀城市群。因此，京津冀城市群共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的保定、廊坊、唐山、张家口、承德、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石家庄共11个地级市。

本文共选取173个县级空间单元作为研究对象，包括县、县级市和市辖区^[1]；2005～2015年行政区划变动如下：2009年，天津市撤销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设立滨海新区；2010年，北京市撤销东城区、崇文区，设立新的东城区，撤销西城区、宣武区，设立新的西城区；2015年，国务院撤销唐山市唐海县并成立曹妃甸区；为了研究方便，本文以2010年前的全国行政区划为标准。

二 京津冀城市群经济空间分异格局分析

（一）经济空间分异程度

根据经济空间分异K值函数^[2]，对京津冀城市群173个县市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得出京津冀城市群经济空间分异程度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京津冀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程度在2005～2015年处于总体不断上升的趋势，2010年首次略有下降。2005年分异程度最低，值为0.307，2015年分异程度最高，值为1.045，两者相差0.738。由于2010年北京市、天津市行政区划变动，崇文区并入东城区，宣武区并入西城区，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三区合并成立滨海新区，2009年到2010年京津冀城市群经济空间分异程度年际变化情况最明显。数据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各区域的人均与平均值的偏离程度在不断加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在不断加剧，且越来越严峻。

通过经济发展水平函数计算，以各观察年份的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的平均值为基准，可将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增长类型划分为四类^[3]：①高水平区域。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测度值远高于全区域的平均值，其相对值处于［1.5，∞）区间内。②中高水平区域。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测度值略高于全区域平均值，其相对值区间范围为［1，1.5）。③中低水平区域。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测度值略低于全区域平均值，其相对值处于［0.5，1）区间内。④低水平区域。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测度值远低于全区域平均值，其相对值区间范围为［0，0.5）。具体情况见表1、表2和表3。

表1 2005年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增长类型区

表2 2010年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增长类型区

表3 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增长类型区

（二）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增长空间关联形式

为进一步识别京津冀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模式，本文将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形式划分为以下5类：

（1）“HH”型区域，表示高-高经济空间集聚状态。即区域自身和周边发展水平均较高且空间差异较小的县域，可以认为相邻区域的增长与中心县域的快速增长相关联。

（2）“HL”型区域，表示高-低经济空间集聚状态。即

区域自身水平较高，但周边较低，且空间差异较大的县域，也就是说，经济增长较快的区域对周边县域的发展带动作用很小。

（3）“LH”型区域，表示低-高经济空间集聚状态。即区域自身发展水平较低，但周边较高，且空间差异较大的县域，这一类县域其位置一般处于高速增长区和低速增长区之间。

（4）“LL”型区域，表示低-低经济空间集聚状态。即区域自身和周边发展水平均较低且空间差异较小的县域，可以认为这些中心县域为低速增长区。

（5）弱关联：局域空间自相关性为弱相关。

依据以上对经济增长空间关联形式的界定原则，利用局域自相关模型，得出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各县市的计算结果并进行分类，具体情况见表4、表5和表6。

表4 2005年京津冀各区县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形式

表5 2010年京津冀各区县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形式

表5 2010年京津冀各区县经济增长的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