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7年05月 |
15~18世纪,是人类历史的重大变革时代。欧洲人开启了地理大发现与大航海时代,世界海洋贸易的新时代随之到来。伴随着大航海时期的兴盛,第一波贸易全球化趋势开始出现,各地区间的贸易往来,呈现点对点连接的结构。在18世纪以前,充当文化贸易或产品贸易的中介者的内涵与作用早与当代不尽相同。当代语境下的“文化中介者”虽不参与文化创作的过程,但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将特定文化从一个地区带到另一个地区。现有的文化商是否能够承担起文化中介者的角色?除了经贸来往的人与机构外,又有怎样的群体能够成为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往来的文化中介者,推动当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结构构建?这将是未来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澳门、中国、亚洲,乃至全球各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需要进一步了解与解决的问题。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the 15th to the 18th centuries was a period of great changes. As the Europeans started the Age of Discovery or the Age of Exploration,a new era of global maritime trade came alo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e of Exploration brought the first wave of trade globalization. Back then,trade among different areas was in a structure of point-to-point connections. Before the 18th century,the connotation and function of culture/product trade mediators were far different from that of nowadays. Although “cultural mediators” now are not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creation,they do need to convey specific culture from one area to another in different ways. Can modern cultural agents fulfill the role of cultural mediators?And besides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involved in trading and exchanges,who can serve as cultural mediators on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nd help building its trade structure?In view of the “Belt and Road(B&R)” initiative,these are the problems to be understood and solved by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CCI)in Macao,China,Asia and all the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一 15~18世纪的海上贸易结构与澳门口岸
(一)新航路的开辟与贸易全球化的兴起
15~18世纪,是人类历史的重大变革时代。欧洲人开启了地理大发现与大航海时代,世界海洋贸易的新时代随之到来。这一时期,是葡萄牙殖民者的辉煌时期,同时,东西方海上交通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西方不断的航海扩张中,东西方海洋交通最终被纳入了全球海洋贸易网络。在大航海时期,从西欧出发前往中国的航线除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之外,另有两条被开辟:一条是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横渡印度洋,经苏门答腊岛西南部海面,北上进入南海,到达澳门和广州,或者绕道马六甲海峡,从中南半岛海面到达广州;另一条是横渡大西洋,从美洲绕过麦哲伦海峡,横渡太平洋,航行至菲律宾群岛,再从菲律宾出发,直航到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从中国沿海起航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最早的两条(一条是东海丝绸之路,一条是南海丝绸之路)扩展为四条。后来美国加入对华贸易,新的太平洋航线又在美国船舶的来往过程中被开辟了出来。
伴随着大航海时期的兴盛,第一波贸易全球化浪潮开始出现。当时起航自亚洲地区的贸易连接开始产生。产于亚洲的商品通过不同的形式被出口到欧洲,而同时,亚洲的内部贸易出现了不同地区间更为复杂的货品置换现象。当时精明的商人在阿拉伯国家收集海产、珠宝等产品,运往印度销售,并同时采购当地的棉布等货品。他们随后前往对棉布有很大需求的东南亚地区,在销售的同时采购当地的粮食与海产品,再运送回中国销售,并同时采购当地优质的丝绸、茶叶等产品,运送到菲律宾……从菲律宾到欧洲,再从南美换来白银,如此往复。
(二)点对点贸易结构的产生
在上述的贸易过程中,地区间的贸易往来呈现点对点连接的结构。早在18世纪前的航海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贸易结构是通过不同地区之间的连线显现的,从这些不同的贸易路线中可以看到,非洲不同的海岸、印度不同的海岸、东南亚不同的海岸都具有不同的贸易特性。而这些贸易特性取决于采购地区的情况。这种点对点的贸易结构,揭示了自古以来跨地区、跨文化贸易的普遍规律,即贸易路线的建立是由需求驱动的。商人在了解不同地区的产品需求后,投其所好,进行跨地区的贸易交往,通过一条条贸易路线,构建起了全球化的点对点贸易结构。
当时的跨地区贸易具有以下两个现象。一个是大宗贸易的出现。所谓大宗贸易,就是具有大量需求的产品被进行跨地区销售的现象。例如印度的棉布出口与中国的鸦片进口等,都属于这类大宗贸易。另一个往往易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小宗贸易的出现。这类贸易是包括燕窝、海产品在内的不同类型的进补品贸易,也包括大量产于东南亚的木材等产品贸易。与大宗贸易不同,小宗贸易没有巨大的交易数量,但是类型多种多样。从上述两个现象中可看到,过去的商人是在充分了解不同地区的需求后,进行精准的点对点贸易连接。无论是地区存在的普遍的大额度产品需求,还是特定群体产生的需求量很小(但品种繁多)的产品需求,其通过当时的商人或是殖民者等群体发挥的“中介”作用,在点对点的贸易结构中得以满足。
(三)新航路开辟后的澳门
18世纪前的澳门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上文所提到的南海丝绸之路,分南线和东线。其中东线被开辟于16世纪,船只自广州、澳门、漳州月港起航,抵菲律宾马尼拉,再横渡太平洋到美洲新大陆。在新航路开辟后,长期与欧美国家和地区通商的澳门口岸,更是聚集了形形色色的西方商人、船员、传教士、旅行家、艺术家与科学家等。这些群体把中国的经典古籍翻译介绍到西方,解说中国传统文化,推动欧美汉学研究的发展,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文化中介者(cultural mediator)。
随着文化的输出,西方国家对带有中国色彩的产品的需求开始出现。具有浓郁东方情调的工艺美术品、服装、瓷器、扇子、绣品、银器、家具等被逐渐带到欧洲。具有东方元素的物件开始出现在建筑、园艺、制瓷、绘画、家具等诸多行业中,一时引起西方世界艺术家与工匠的追捧效仿。兴盛一时的“中国时尚”,从澳门口岸传向了世界。与此同时,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学等科技知识,佛教、伊斯兰教、摩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