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关儿童出生登记的法律法规对出生登记有决定的作用和影响，所以本章首先对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出生登记法律法规的演变进行分析，同时，对S省、Y省和A省对国家有关出生登记法律法规的补充规定及其区域差异进行了描述和分析，给出有关中国儿童出生登记法律法规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现状。其次，在不同的法律规定下，出生登记的实际管理也不一样，因此，针对法律法规的演变，有必要对中国儿童出生登记管理的演进进行分析。最后，本章在机构设置、职权划分、运作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等几方面对中国儿童出生登记的管理体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和优化现行管理体系的几点思考。

第一节 儿童出生登记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儿童出生登记制度变迁以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同时存在（林毅夫，1994）。其中，中央政府是强制性变迁的供给者；而地方政府则是诱致性变迁的供给者。中央和地方政府围绕中国儿童出生登记带来的潜在利益进行互动。

中央政府可以看作是一个具有自己价值观、动机和目标的初级团体（戴维斯和诺斯，1994），主导着中国儿童出生登记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强制性变迁总体上体现为环境与制度之间的持续互动的复杂过程，其基本动力来自于作为出生登记制度环境的社会与国家及相关层面的关系互动在客观上所产生的对出生登记制度变迁的现实压力和需求；其直接动因来自于出生登记制度的发展状况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它为出生登记制度变迁提供了可能。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出台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文件，强制变迁儿童出生登记制度，以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实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施并执行有关法律法规且进行监督、协调，并根据执行情况随时出台有关的文件进行调整。出生登记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偏好和收益函数，政府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地方政府讨价还价能力。只有提供新制度的收益大于制度调整的成本时，中央政府才会有积极性进行提供。中央政府进行出生登记强制性变迁的限制有两个：一是信息问题，出生登记制度的变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信息，有时收集这些信息较为复杂，从而影响正确决策；二是地方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地方政府往往制定一些“土政策”，对制度的变迁产生极大的阻碍，加大了改革成本。

中国儿童出生登记制度的管理者和执行者是地方政府，不同的时期具体负责部门不一样，目前包括卫生、公安部门，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及社区等也参与出生登记管理过程，地方政府出于对儿童出生登记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潜在利润”的期望而自发主导诱致性变迁。地方政府在管理和执行出生登记的时候有自己的收益函数，主要参数是地方政府的业绩、财政收入及其他与自身相关的利益。因此，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地方政府在执行出生登记制度的过程中，由于相关利益的驱动，地方政府常常制定一些“土政策”或对中央的政策执行不彻底，导致中国儿童出生登记的诱致性变迁。出生登记诱致性变迁必须要有某些来自制度不均衡的获利机会，登记制度不均衡有三种：一是中央政府所带来的出生登记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二是其他制度安排的变化；三是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地方政府的收益函数、与中央政府的制度安排、儿童父母讨价还价能力决定着儿童出生登记是否发生诱致性变迁。同样，只有新制度的收益大于制度调整的成本时，地方政府才会主导诱致性变迁。地方政府进行出生登记制度诱致性变迁的主要限制是中央中政府政策的限制。

总之，中国儿童出生登记制度变迁以实现国内经济发展为客观基础，为了国家的政治、社会稳定，经济的顺利发展，中央政府从全局出发，制定有关出生登记的法律法规，强制变迁中国儿童出生登记制度；然后将关于出生登记的法律法规下发给各省，各省根据自己省内的具体情况，在中央法律框架下制订相应的条例及规定，然后转发给市级政府，各个地市政府再转发给县（区）级政府，县（区）政府制定相应的管理和操作办法，并实施。这一过程中，涉及中央、省、市、县（区）、乡镇（街道）五级政府，但根据研究的需要，把省级以下各级政府统称为地方政府。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社区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