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在1992年撤县建市以后，晋江广大干部群众探索出了一条符合晋江实际情况的县域现代化发展道路，实现了晋江模式的新发展，这是晋江模式的继承与升华，是晋江模式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内涵上看，与晋江模式乡村工业化道路不同，晋江模式新发展的内涵实质上是探索一个县域能否实现和怎么样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而从特征上看，与“三为主、一共同”的晋江模式也不同，晋江模式新发展的特征为“三化促两协调”，即通过产业集群、品牌经济的工业化，城乡互动、功能优化的城市化，关注民生、共享和谐的社会事业现代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县域现代化。

一 晋江模式新发展的内涵：县域现代化道路探索

一个县域能否实现现代化，这是当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重大命题。在区域现代化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争论。有观点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整体的发展概念，在大多数地区尚没有实现现代化的情况下，一个地区不可能率先实现现代化。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城乡与区域差异极为显著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是否要遵循整体性与平衡性的规律？我们认为，每个国家有着不同的国情，具体到现代化道路上也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正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没有遵循“城市包围农村”的一般规律一样。因此，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上，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是由个别区域率先实现进而推进整体实现。原因在于，现代化虽然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整体现代化，而非某个局部范围的现代化，但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内部的发展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均衡的与同质的，而是先从某一局部地区率先发展，影响并带动整体范围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地区间差异性很大，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这种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必然会使一些地区率先进入较为发达状态。对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如前文所述，在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中国已经有一些发展基础较好的大中城市率先实现了经济社会的显著发展，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践已经证明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区域非平衡性。那么，就中国广大的县域地区而言，能否在区域不平衡的格局中实现现代化？如果能够，那么又如何实现现代化？

首先，基础薄弱的县域能否通过自己的努力赶超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研究学者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格尔申克隆为代表，他认为后进国家或地区虽然不可能在后面走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相同的现代化道路，但是，却可以通过“借用的技术”，以比发达国家或地区更快的速度实现现代化，赶上发达国家或地区。但是，弗兰克的依附理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持相反的观点。前者认为，以往的现代化理论的一个致命错误在于，把发展中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状态置于与发达国家曾经经历阶段的相同位置上，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整体上处在相互共存的现时状态中，前者依附于后者，构成了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后者则认为，整个世界体系是由中心国家、半边陲国家和边陲国家构成的结构，中心国家指那些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而其他都是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结构中，后者基本上没有可能成为中心国家，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广大落后的县域地区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现代化，甚至能否以赶超的速度向现代化迈进，这是个极富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重大命题，也是我们所要探索的问题所在。通过对晋江的调研，我们认为：晋江的实践生动地证明这种发展是可能的。在改革开放之初，晋江还是一个农业县，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晋江通过“三闲起步、三资引路、三来一补迈大步”，成功地开拓出一条乡村工业化的道路。尔后，以撤县建市为契机，晋江又在工业化、城市化、社会事业现代化领域实现了新的发展，在县域现代化进程中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晋江的发展表明，基础薄弱的县域是可以实现现代化的。那么，这种发展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现代化理论在现代化路径上存在着争论，对于中国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