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在《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我在分析2009年就业遭遇的总量冲击及其政策应对的同时，也预测了2010年会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结构短缺。实际上，在那之后，民工荒成为全国广为关注的现象。在网易2009年的年会上，当我和其他嘉宾讨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前景时，听众席中站起一个人，颇不以为然地说：“如果你们听听我企业遇到的问题，你们专家所说的种种高见，完全可以算得上是纸上谈兵。”他的故事无他，就是他在武汉的企业需要500名普工但是根本雇不到。既然是互动节目，我就问他：“你给农民工多高的工资？”答曰：“反正是平均收入的三倍。”我故意说：“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之比是大约3.2比1，你又高于平均收入三倍，就意味着你可以给农民工大约他们在农村挣得收入的10倍工资。你有没有想一想，在如此高的工资条件下，既然农村仍然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何以没有人愿意应聘。总之，我不能理解。”对方无言。

这个并无惊险情节的故事至少反映四个问题。其一，以民工荒为主要表现的劳动力短缺，的确已经成为真实而普遍的现象，不容置疑。春节后这个民工荒信息更加强烈，甚至引起一定程度的恐慌。其二，所谓的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高达多少比一，就数量级和趋势来说，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说法。所以，当有人说到农民工工资达到何种相对水平时，实际上并不十分靠谱。其三，农村劳动力仍然大量剩余的说法，很难说还能够反映当今中国的现实。其四，类似这位听众所经营的企业，是否付得起变化了的工资率，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看做是挑战和机遇，是一个国家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后所不可回避的。

论证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证据可以千条万绪，但是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则是人口转变的阶段和人口变化的趋势。随着中国人口转变早已进入到低生育阶段（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总和生育率就下降到替代水平之下），作为以往婴儿潮的回声，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已经显著减慢。目前，城市所需劳动力数量主要依靠农村转移劳动力满足，而预计最迟到2015年，农村向外转移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不足以补偿城市的需要量，意味着比中国人口总量的峰值提前十余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就停止增长，转而绝对减少（见图1）。可见，劳动力短缺绝不是杞人忧天，而且，如果从今天起我们就开始对劳动力短缺忧心忡忡，那么在今后，这个担忧似乎将无休无止。

图1 中国总人口和城乡劳动年龄人口增量预测

经济发展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通过了这个转折点，传统经济部门与现代经济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才开始逐步接近，以至最终达到消除差距、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消失的商业化点（Lewis，1972；Ranis and Fei，1961）。因此，做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总体上并不应该引起任何担忧。相反，由于这个转折点是否到来，并不仅仅具有单纯的概念性意义，而是对客观发展规律的自觉把握，因此，正确地预见到这个转折点的到来，或者退一步说，及时正视已经发生的现实，并认识到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对于政府经济发展政策、企业决策和劳动者行为来说，都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提示作用，以便继续保持和深入发掘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源泉。

有趣的是，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不仅没有改变伴随刘易斯转折点而来的各种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相反，其短期内发生的戏剧性变化，以更加明白无误且栩栩如生的方式，把诸多挑战与机遇呈现在我们面前。就业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关乎民生，因此，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相交之际，是中国经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回顾2009年劳动力市场状况也好，展望2010年新的变化前景也好，都需要更加紧密地与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结合。

二 城镇就业状况再认识

古代郑人买履的故事批评了“宁信度，无自信”的教条主义方法论，我们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也不能简单地看诸如失业率一类的数字。在某种程度上，贴近现实的个人观察，如果有正确的理论和分析手段支撑，可以得出比数字更加可靠的形势判断和趋势预见。虽然中国经济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轻，但是，作为中国经济引擎所在的沿海地区，其企业和产业的外向型和劳动密集型性质，使其不